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一代哲人艾思奇(1910-1966)在这方面作出过开创性的探索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果说艾思奇在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方面的功绩已尽人皆知的话，那么，他在哲学的时代化、现实化方面所进行的理论
艾思奇是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的哲学家，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和精神实质，那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接触这一理论的那一刻起，艾思奇就没有将这种哲学当作学院派的书斋哲学来看待和钻研，而是将其作为解决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思想指南和根本方法。在1936年6月写成的《哲学研究大纲》中，艾思奇明确指出，“在现在中国民众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民族解放和民族救亡的问题。中国的人们研究哲学，也得要联系到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哲学，就是要根据世界发展的这一般的法则去考察民族解放运动是怎样发生和发展，去看出它的方向和前途，‘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我们研究哲学，主要的问题也在于改变现状，改变我们的屈辱的被压迫民族的地位。我们的哲学一定要能帮助我们解决民族解放的一切认识上和战略上的问题，这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尽管艾思奇这段话是针对非专业的人士说的，但却鲜明地表达了他哲学研究的旨趣，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待哲学研究的态度，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功能。“辩证法唯物论新哲学”在艾思奇这里，从此成为了剖析时代性重大问题和解决民族解放一切认识与战略问题的思想基础。
二
20世纪上半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相并行的，还有形形色色的来自西方的哲学和产生于本土的传统哲学。体用之争、科玄之辩此起彼伏。然而，艾思奇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之所以能够赢得众多的读者，并最后成为那个时代哲学的主流，是与其传播和阐发的哲学理论有着直接关系的。
其一，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经过列宁发展的“新哲学”是一种“正确的哲学”。诚如艾思奇所说：“第一，它是全世界哲学史上发展的最高成果。它批判地包摄了过去一切哲学家所贡献的最积极的东西和精华，而除去了它们的毒害和渣滓；第二，它是跟着现代最前进的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们在近代历史舞台上几十年的斗争经验，构成它的理论内容，使它成为无比具体的现实的真理；第三，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试金石’，自然科学界新发现的不断出现，也不断证明着新哲学的真理性。”艾思奇看到了这种“新哲学”并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某种宗派主义的东西，而是世界哲学史发展的最高成果。因此，必须在哲学史的深厚理论背景下来认识和理解“新哲学”。艾思奇在谈到如何研究哲学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性。可见，在艾思奇看来，“辩证法唯物论”之所以能成为指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的哲学”，并不是任何人主观的偏好或选择，而是由这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本身所决定的。
其二，这种新哲学是跟着现代最前进的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之初就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强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指出新哲学的理论内容是由最前进人们的斗争经验所构成的，是艾思奇的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以艾思奇《民族解放与哲学》一文中对唯物论原则的阐发为例，他没有就“原理”作任何空泛的表述，而是切入到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当时最现实、最重大的问题之中，以爱国运动的高涨来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反驳观念论（唯心主义）认为爱国运动只是因为受了某些党派或少数人的蛊惑的谬论。艾思奇通过列举大量生活中的事实，分析了爱国运动高涨的现实社会基础，最后得出结论：“‘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民族意识的强化和普遍化，是中国民众的艰苦为难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不是任何少数人的意思可以左右的事。”这就是艾思奇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种唯物论的逻辑形式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它的思想内容却是由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以及绝大多数人们奋起抗战的爱国行动所构成的。
三
艾思奇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不久，便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和现实化，取决于他具有从事哲学研究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时代使命感。
首先，艾思奇站在时代的大众立场上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的立足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艾思奇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始终把“新哲学”的立足点置于“前进的人们”之上，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定位于“普通的民众”立场。艾思奇在《如何研究哲学》中指出：“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呢？这问题现在解决了：因为从哲学的研究中，我们要找到正确的世界观，这世界观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的根本方法。我们借此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变革自己的意识，更进而建立起健全的、合理的生活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艾思奇写出了《大众哲学》这样脍炙人口的传世名著，成为被蒋介石视为冲破了“三民主义”防线的思想利器；写出了被毛泽东称为“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且作了长篇摘录的《哲学与生活》。
其次，艾思奇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时代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艾思奇说：“第一不离开现实的问题，第二要有前进民众的立场，是辨别正确哲学的标准。”由于艾思奇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又具有自觉的“前进人们”即广大劳苦大众的阶级立场，任何迷雾都遮盖不了他哲学斗争的方向，任何问题都可以纳入到时代的“迫切问题”中加以把握。一部《哲学与生活》，全部是回答各方人士提出的问题，问题之广几乎涉及哲学中的一切重要方面。艾思奇不仅通过透彻的理论分析对问题做出了解答，并借以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而且，几乎对所有问题的解答都同时代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赋予所解答的问题以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这就是艾思奇独到的理论“功力”。他凭借这种“功力”，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现实化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执笔：李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