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教授于1996年推出《战国文学史》(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他攻读北京大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论文题名为《战国文学研究》),也是我国第一部战国文学断代史。资料翔实,论述详尽,视野开阔。出版之后,深受同行好评。但方铭教授对此并不满足,事隔十二年之后,经过数载披阅和修改,他又推出修订版《战国文学史论》(商务印
粗将修订版《战国文学史论》与初版《战国文学史》进行比较,发现修订版书名多了一个“论”字,比初版书名更切合内容。修订版的规模较初版扩展了一倍,不仅初版各章内容都得到较大的充实,而且增添了不少新的章节,学术分量确实较初版加重了许多,取得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学术成果。
这本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给出了开展战国时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研究文学的人都会遇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文学?而撰写中国文学史的人需要思考的理论问题更多,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概念是在动态的发展之中,而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则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以感性和情感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这个文学理论标准与中国文学特别是战国文学的实际并不完全相符,例如,战国诸子散文是战国文学的重镇,虽然诸子散文广泛地运用了比喻、寓言故事等感性手段,但战国诸子散文的本质是说理,所以拿感性与情感作为衡量标准,势必要在战国诸子批评中发生错位。方铭教授深知理论的重要性以及理论必须切合文学史实际,他在论著中广泛征引了韦勒克、沃伦、沃尔夫冈・凯塞尔、特里・伊格尔顿等西方理论家对文学的论述,又征引了《论语》、《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汉书》、《文心雕龙》、《容斋随笔》、《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等文献关于文学的资料,根据战国文学活动的实际情形,将战国文学的学科内涵界定为经学、诸子、辞赋几个门类,这就为全书的论述确定了一个比较严谨且符合战国文学实际的理论前提。《战国文学史论》的理论成就还体现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将其方法概括为八条:充分地占有并鉴别原始材料;全面检讨此前的研究成果,力求折衷务实;重点探讨战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关注战国文学的人文环境、时代精神和个性;注意挖掘战国文学的历史根源及影响;以研究战国主流文学及其主流特征为目的;在注重传世文献的同时重视出土文献;重视文学断代史的整体研究。这些研究方法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朴学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二重证据法等精华,还体现了归纳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为《战国文学史论》的成功著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
中外比较是《战国文学史论》的又一亮点。作者在1996年出版的《战国文学史》中,就尝试运用比较方法,但遭到有些人的批评,因为这毕竟不是文学史的通常写法。但是,在文学史论中进行比较,就是无可指摘的了。作者在界定战国文学学科内涵的时候,便以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性特征作为参照系,说明战国文学有它的特定内涵,不能拿一个普遍性的文学概念来进行限定,而要从战国文学的实际出发,这样才能给予实事求是的批评。在对战国文学进行全面探讨之后,作者又一次将战国文学与欧洲浪漫运动做了比较,认为战国文学在很多方面与欧洲浪漫运动有相似之处,诸如反对权威、蔑视传统和古典模式,主张个人主义、尊重个性,热衷于描写自然,强调主观感情的抒发,具有丰富的想像力、鲜明的色彩、异常的情节和大胆的夸张,学习民间文学,反对专制向往民主,具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无道德、无政府主义、悲观主义倾向,追求人的自由,否定理性和科学等等。通过这些比较,读者可以在广阔的视野之内更好地把握战国文学的基本特征。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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