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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纪事

2010-03-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晶 我有话说

太阳村,无偿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慈善机构。村长张淑琴,曾当过知青和山区大夫,而后成为作家、记者、警察、调研员。十五年来她自筹资金先后创建六所太阳村,救助特殊孩子两千多名。这里的几个剪影式的片断,记录了我走近北京太阳村,走近张淑琴和她的孩子们

的所见、所闻、所想……

――作者手记

爱心小屋

这地方位于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傍着牛栏山公路的西侧,在附近开着六百亩地的农场,里面有规模齐整的枣园桃园,间种着黄豆、玉米及各种蔬菜。村外像公园一样围了一圈铁艺栅栏,门口矗着一棵粗壮的仿真榕树,树身标着醒目的红字:“太阳村”。

走进北京太阳村,会立刻看到,一碧如洗的天空下面,一个很灿烂、很田园的大院子。生活区里有九间条形的彩色小屋,墙上的卡通画与屋子周围的菜园花园交相辉映,每间小屋的门上嵌着不同的字牌,又一律称为“爱心小屋”。它们是由国内外的爱心人士捐资搭建的,材料为新型彩钢,简朴实用。

围绕着爱心小屋,生活区里分布着食堂、浴室、学习室、阅览室、公共活动厅、儿童游乐园。有时放学后,孩子们到活动厅里演练节目,唱歌跳舞声、钢琴、武术和诗歌朗诵声汇合一处。到星期日,这些节目常会上演,观众是来自四方的志愿者和各种爱心小团体。

“一朵金色小花在寒风中长大/哪里是他的家/何处天涯/如果不是你的手给我温暖牵挂/我怎能懂得报答/生命璀璨的阳光下/我的梦开了花/再多风吹再多雨打/有你在我不怕……”太阳村村歌《太阳花》是羽・泉组合中的歌手胡海泉创作的。孩子们在舞台上站成一个大横排,深情幽幽地唱。第一次听孩子们唱这村歌,多么铁石心肠的人都难免会心里一阵酸痛,竟至落下泪来。也许因为歌子的曲调有些凄婉,也许因为唱歌的孩子脸上抹不去一种“特殊”神情,看他们那样站成一排,身上的衣裳一律来自旧物捐赠,并且由于是自己手洗,大都显得不那么合身,也不那么鲜亮,孩子们的脸孔,又一律布着风吹日晒的粗糙……这一刻,会觉得自己离人类的伤口如此之近,心里不由得沉重。

沉重之中,想起维克多・雨果说的话:“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的人和黑暗中的人。减少黑暗中的人数,增加光明中的人数,这就是目的。”

无疑,太阳村的善举正是践行着这一人类关怀的重大使命。

爱心小屋周围满是花草和蔬菜,那是孩子们自己管理的“自留地”,竹篱笆上晾着他们刚洗的衣裳。作为家庭式宿舍,每间小屋住着十几个大小孩子,宿舍长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爱心哥哥”或“爱心姐姐”。屋里地板革擦得锃亮,外面的起居室里,桌椅、书架,以及捐来的沙发等,也都收拾得整洁。墙上贴满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的各种奖状,还有日常习作的手工和绘画。

我在这里看到过一幅题为“因离别而忧伤”的画:一个孩子脸上挂了泪水,身边有一把染血的刀子。而另一幅画,内容与之截然相反,画了一只昂扬的大鸟,大鸟头上的天空写着:“远离寒冷,我将要飞得又高、又远、又坚强!”

爱心哥哥的愿望单

星期天里小屋一般是空着的,孩子们不是在公共活动厅里表演,就是在乐园里玩耍,大一点的孩子和志愿者到农场里干一些活。

顾小金没有离开她的小屋,静坐在床铺前专心写着作业。她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刚得到的优秀生奖状,奖状边粘着她剪成花瓣状的小照片。床铺是那种两层的铁吊床,横档上刷着一行红字:“河北省保定监狱赠”。

――顾小金,你怎么不出去玩呢?你上几年级了?从哪里来的?爸爸妈妈在哪儿?初来乍到的爱心阿姨不知深浅,想跟闷头不语的顾小金聊聊天。顾小金很礼貌地撂下作业,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回答阿姨:“我上三年级,我妈妈去世了,爸爸在湖北襄樊监狱。”

小小年纪,顾小金会清晰地说出“去世”这个字眼,还会把“湖北襄樊监狱”写得一划不差。她不知道她的妈妈是被爸爸杀死的,因为常给爸爸写信,她把那个地址写得十分准确。听阿姨夸奖她的字写得好,她腼腆地把小脸埋下去,一会又抬起来,圆圆的大眼睛流露出特别的期待,像是希望阿姨能在她的床边坐下来。

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哼着歌子跑进来,爬到自己的床铺上拿绒玩具。她的床前耀眼地挂着奥运会垒球赛的袖珍小锦旗。她是被人们称为“幸运女孩”的李雨凤,曾被邀请为奥运会美国与加拿大队的垒球比赛做开球手,这事成为太阳村里一件特大喜讯。于是她越发活泼了,逢人就甜甜地笑。在乐园里,一位大学生揪住她悠得又高又飘的秋千,让她小心点,她露出两颗虎牙来问:“姐姐你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吗?”姐姐笑着点头,她们一起唱起来。唱完,她毫不避讳地回答姐姐的问题:“我的家在湖北,爸爸在监狱,妈妈离家出走了,我是龙凤胎呢,老家还有一个弟弟和我一天生的,他没来,因为奶奶不撒手,可是弟弟去年在街上叫汽车给撞了,少了一条腿……”

在“鲍德勒小屋”后面,一个男孩拽着一根塑料水管在给菜园浇水。他和李雨凤相反,不理会任何人,偶尔扫视一下周围,那眼神没有任何表情,却明确告诉人,他是太阳村的孩子。

午饭时间到了,孩子们先在食堂门前集合,一起整队背诵《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领队是爱心哥哥张起,他个子高而瘦,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吃饭速度像一眨眼。碗筷刚撂下他便带头在食堂里做值日,拖地的架势十分“专业”,眉头却始终紧锁着。

张起天生患有眼疾,视力越来越差。几个月前,村长趁着去上海开会的机会,安排他一路跟着在上海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医生认为目前没法治疗,只能自己慢慢锻炼。

在太阳村,张起很有威信,是村里少有的“才子”,今年已经上到初三了,功课很好,英语成绩更是名列前茅。新年时表演的独幕剧还是他自编自演的。

张起也有一个不幸的家庭。进村不久,在老师要求填写的一份心理档案《我的愿望单》上,张起暴露了自己内心的“冰山一角”。

其中一项,“如果可以过我想过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张起填写道:拥有现在正常人过的幸福快乐的生活。第二项,“如果可以实现三个愿望,我的愿望是――”张起又填写道:1、我的爸爸复活;2、爸爸妈妈不打架;3、让我有一个好脑子。

太阳村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一份灰黯的记忆。以北京村为例,每两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父亲或母亲刑期在十年以上;每四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孩子父母双双入狱;每十名孩子中就有一名父母双亡;许多孩子有过流浪史。曾经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太阳村里不仅有自己的心理老师,还请心理专家来村里进行针对性辅导。太阳村给孩子们增设武术课、音乐舞蹈课和美术课等,试图以多方面的课程来陶冶情操,增强他们对世界的信任感,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让他们摆脱阴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最好的教育是劳动――村长张淑琴这样认为。她是传统教育观坚定的捍卫者。她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劳动的道德意义不变。并且,不仅是出于教育上的目的,对于太阳村的孩子来说,劳动首先有着极高的现实意义。

因为经费筹措缺乏保障,张淑琴大胆规划,让太阳村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部分开支。从2002年开始,他们开发附近村镇的土地近六百亩,种植了枣树、桃树、玉米、黄豆、花生等。在村里的一面围墙上,郑重地刷着一条标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爱心捐赠转化为自给自足的生产成果!

张淑琴问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们用的钱是哪儿来的?”孩子们回答:“是人家捐的。”“那人家的钱又是怎么来的?”

――当然了,都是靠劳动。所以,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价值,这样我们才会有尊严,挺起腰杆儿来做人!

作为一村之长,在四月的好日子里,六十岁的张奶奶每天早上带着老师和十岁以上的孩子到地里种菜,给果树松土、施肥。四月过去,每个周日早上五点钟大家又踩着晨露下地间苗或锄草。孩子们体验到了耕耘之苦,明白了种瓜得瓜的道理,也懂得了对劳动果实的珍惜。

为了叫他们将来稳步走上社会,太阳村又安排他们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凡十二岁以上的孩子,都请人家免费培训,让他们学电脑、木工、烹饪、拖拉机驾驶、服装剪裁、美容美发等。

张淑琴坦然感慨:好事做到底其实是很难的。太阳村有些孩子,学习成绩一直不好,眼看着就要长大了,父母却还在监狱里服刑。所以,叫他们现实一点,学会吃苦,学些技术技能,有一门谋生的手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她教他们要准备好,靠自己力量生存下去,还要懂得回报社会,要有感恩的心!

收获的季节里,村长、老师和孩子们在星期天搞小集市,每个小屋的孩子都搭出摊位,把自己制作的玩具、收获的菜果卖出去。食堂里,在灶台“当家”的几个孩子烙出野菜饼、鸡蛋卷、韭菜合子等,香喷喷的特别受欢迎……赶上果园里枣子桃子丰收了,到太阳村“赶集”的人真不少,小集市一整天都热闹得很,晚上统计,整个太阳村一天收入四千多!

温馨的岛屿

一般星期天,村里的主题是劳动。那回赶上植树节,一队小汽车嚓嚓地驶进来。很多大公司员工,还有北京邮电大学的大学生,一起来太阳村种植“爱心林”。紧接着春分后第一个周末,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来了,帮孩子们在大棚栽花,上菜园锄草。他们不大熟练地使唤着铁锨镐头,或者用手直接抓撒肥土。北京有十几所大学在太阳村定下了志愿点,他们乘地铁,转长途车,每次做义工来回要花上六七个小时。

一位大学生手里一边栽着太阳花,一边问身边的孩子,你知道太阳花的故事吗?

据说后羿射日,之所以还有一个太阳活着,是因为它躲在了太阳花后边才幸免,因此太阳花的生命力才特别强,遭践踏之后,只要见点阳光雨露它就会蓬勃生长。

多好的故事!太阳村里太阳的气味纯净新鲜,紫外线强烈的光芒照耀着每朵小花。每个孩子,每个志愿者,身上都布满阳光的气息,整个村庄像一座温馨的岛屿,大家共同吸收太阳的光和热。

村长下班

晚饭时间已经过了,张淑琴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给自己下班。往回走时,她先拐到宝宝室去。宝宝室里面的孩子都是婴幼儿,年龄在三四个月至三四岁之间,由两个阿姨照看着。近日有孩子闹湿疹,并且刚又来了刘强强,叫人不放心。

刘强强的父母全都作孽,孩子落生才两个月,吸毒的妈妈就跑掉了,当爸爸的是个越狱逃犯,他带刘强强到九个月时被公安局缉拿归案,甩下刘强强整天在福州铁路公安局里,你喂一口我喂一口。幸好一个女警官认识张淑琴,打电话问她能不能接这个孩子?张淑琴撂下电话立刻赶往福州火车站。凌晨时分下火车,蒙蒙晨雾中,见到几个警察抱着孩子正在焦急地顾盼。张淑琴疼惜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掉,抱着孩子又坐上火车……

离开宝宝室,张淑琴踏着星光月光绕过小屋菜地,走向独居的家。她的家设在太阳村紧南端的角落里,有些私秘的清静。这里也是简易住房,是由一个废弃的旧仓库改建的。进门前,先听见一阵炸耳的狗叫,六只收养的流浪狗争先恐后地叫着跳着,门脚上三只流浪猫也一起喵喵地欢迎她。

她房间的格局还保留着当年下乡时的样式,在一面开设门窗,中间的堂屋比较宽敞,室内陈设没有任何奢侈品,像行李很少的旅人的临时宿舍。

白天释放的热能太多,到晚上连嗓子都是哑的,现在剩她一个人,她巴不得缄口无语,最贪恋那暖融融的热床铺。毕竟年纪不饶人,感觉疲惫,晚饭就搞得简单,有时只做一碗酸汤面,吃过后抓紧洗一洗,然后便靠到热炕上。打开炕头的旧电视,给自己燃上一枝烟,随意看着,一时再不想动弹了。

多难炼人

那天,《面对面》的记者问她,“你个人会怎么样?”她回答得简单――

我个人,我想得非常通,我是个很实在的人,一个就是,我能吃多少?我能穿多少?我现在的生活,我觉得很简单,有房住就行,有一张床就可以了,弄那么大的屋子谁打扫卫生?

她无法在“面对面”中说清楚自己的生活。她不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一直以来始终如此。简单,是她生活的要件,是她对自己独立人生的一种把持方式。因为工作才是她的一切,而衣食住所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她属于那种人――喜欢独立,梦想,喜欢认定一件事之后,极尽痛苦地努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自从和丈夫分手后,她把创建太阳村当作奋斗目标,从此一意孤行。十五年来愈挫愈勇,走过唐僧取经般的崎岖路,让多年的梦想变为现实:她先后创建了六所太阳村,救助特殊孩子两千多名。

现在,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会对她的形貌留下印象:依然是端庄的,身板很直,带着一种刚性,一双黑亮的大眼,眉宇间透出一股超脱了人间苦乐的无畏气度。

温总理说,“多难兴邦”。多难也炼人。她当过知青和山区大夫,而后成为作家、记者、警察、调研员,坎坷的人生中,她始终坚持着简单朴素。她离着现代消费精神很远,她的生活不合时宜,所谓的时尚意识几乎没有。早年的乡村情结留在心底,她依然难忘麦草当床铺的日子,依然热爱土地和种植,几天不去地里干出一身汗来就会觉得筋骨难受。她无暇用心于养生之道,也不去沾染小资的精致气,屋里没有衣橱,没有宽带,甚至于窗帘也不用。她喜欢从透亮的窗前一眼见到外面随风飞扬的落叶,一眼见到哪个老师、哪个孩子朝她这里走过来……

有人说她:“张村长,你这日子哪像过的?你屋里的东西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

她回答:“我怎么觉得啥都不缺?”

她斜倚在暖热的床铺上,呼吸着城里没有的乡野的夜气,一动不动,完全收起白天硬实的劲头,只在脑里想着这天还有什么事没做好。再有点精力的话,看会儿书。小说之类的东西早不写了,也从不给人回短信。夜半时分是最清净的时间,一种靠近灵魂的单调和静,也许有点孤独,是诗意的孤独,不会感到“生命不能承受”的那种“轻”。那种“后现代”的情绪与她无缘。

心理学家说,幸福感也叫幸福指数,来自于一个人的心理期望值,来自于这个人是否被需要。她知道这两样她都占着了。她是为孩子们的召唤而辛苦备尝的,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梦想得以实现――人生,一定要有所热爱,你才会充实,有所大爱,你才会幸福。太阳村像个锚地,她觉得自己三生有幸,把心着实地系在了这里,过着一种如愿以偿的生活。所以她不会寂寞。清净氛围里总衬着孩子们的声音,总像有种拉力,让她的听觉不由自主往那边移,是谁谁在那里喊,谁谁在那里叫,嚷嚷声没个消停。她知道,正是这些声音,成为对她这些年来艰苦奋斗的最大回报,也成为她生活中最丰富的背景,成为她生活中必须的阳光、空气和水。假如可以的话,她会把这种生活进行到底。

……她浑身?着热床铺,静静听着,在那些声音里不知不觉睡着了。

孩子们在操场跳绳。

明星周迅、中田英寿和孩子们一起包饺子。

外国友人在义卖的摩托车前留影。

李晶女,198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天津作家协会一级作家。结集中篇小说选集《北山无知青》,小说散文自选集《自在飞花》;教育手记《发现孩子》,译著《为自由辨明》,长篇小说《沉雪》获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报长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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