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台湾夏潮基金会之邀，我作为“大陆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于年前访问了台湾，对那里的山川风物留下诸多美好记忆，但其中最为隽永难忘的，还是两岸同仁间的几次情意融融却又别开生面的交流聚会。
喜来登的“喜相逢”
到台北的第二天，东道主便为我们举办了一场“两岸
座谈会实际上是以酒会的形式举行的，每个人的座位前均摆放一本印刷得很精致的介绍与会作家的小册子，册子里不仅有每个人的简历和主要文学成就的介绍，还有彩色个人近照和一本最新代表作的封面照，足见主人对这次交流座谈会的筹办之精心。
主持座谈的夏潮基金会董事杨羽雯女士笑容可掬又不容商量地指定我“开头炮”。尽管有些突兀，我还是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在简要地谈了内地特别是重庆文学界的现状之后，我着重介绍了内地作协文学院系统的性质和重庆文学院近年来培养中青年作家的情况，以及内地“80后”“90后”作家的情况。也许因为这在台湾尚属不曾有过的新鲜事，所以在座的台湾同仁似乎都颇有兴趣。
一边听着会上发言，我也与艾亚和宇文正有一些私下交谈。艾亚似乎对于网上写作异军突起，人人都可成为作家这一时代现象特别难以接受，认为良莠不齐甚至低俗低劣的某些“网络作品”的大量出现，不但使整个文学的声誉与之同受污损，而且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和作家反而被冷落，长此下去，则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受损和倒退。她认为这种情况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告诉她，她的忧虑也是内地许多作家的忧虑，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过我对此问题却抱以相对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技术进步，最终都不可能以牺牲文学为代价，因为归根溯源，文学的产生是出自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真切需要，而其中的一些最本真、最珍贵的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也会永远伴随人类的，文学最终一定会回归到这上面来。真正有追求的作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信念。这话似乎说得太虚了一点，但确实是我时常自我诫勉的“诤言”。
知道我早年曾在《云南日报》副刊供职，身为《联合报》副刊主任的宇文正与我谈得最多的是报纸副刊当下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据她说，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报纸为了“顺应市场需要”，一直在不断地砍杀文学副刊，现在仍在苦苦撑持的已寥寥无几，“联副”便是其中之一。但面对越来越大的市场压力，她这个“联副”主管也不知道这《联合报》的招牌菜会不会在什么时候被端掉。尽管她说的情形内地亦已存在，以重庆来说，原先都有文学副刊的晚报、晨报、商报、时报等都市报纸，现在除了晚报一家尚有保留之外，其余几家都已先后“压缩”殆尽，但即便如此，我仍对曾在海内外华人中享有盛誉的“联副”竟也面临同样的生存境遇而甚感惊讶。
交谈中，艾亚对大陆作家常说的“采风”二字发生了兴趣，称在台湾是没有这个词汇的，她认为用这个词儿表示作家到各地去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是再精妙不过了，既古典又时尚，非常富有诗意！我说，那就多多推广吧！我们也用过你们这边不少的好词汇呢，比如“愿景”这个词就是。她笑道，对，我注意到了，在两边高层签署的协议中都用上了！
拜会“创世纪”诗人群
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我们前往诗人方明先生家参加了一次有约在先的两岸作家诗人聚会。方明先生是活跃于当今台湾文坛的中年诗人，我们在初到台北的座谈会上见过面，听他谈过台湾文学，给人的印象是真诚质朴，甚至有那么一点点腼腆。据说这次私人性质的聚会全由他一手策划安排，古道热肠令人感佩。
方先生家住在一临街公寓的五楼，我们到达时已有诸多台湾文朋诗友在那里等候，其中有管管、张默、丁文智、辛牧、鲁蛟、辛郁等，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创办《创世纪》诗刊，数十年来傲啸台湾诗界文坛，现仍笔耕不辍的老诗人和老作家。方明为这次聚会准备了各色各样的水果、蜜饯、点心和茶水饮料，大家虽多为初次见面，但似乎却并无陌生感，相互介绍，稍事寒暄后，便三三两两地开始随意交谈，从各自的创作到现当代华文文学，从当今的世界潮流到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等等无所不谈，俨然老友促膝，至交茶叙，其中并穿插有双方的诗作诵读，作品阅览等节目，热烈、亲切、欢快之情洋溢房舍庭间。
《创世纪》诗杂志社社长丁文智先生即席朗诵了他的诗作《生之痛》：在朔吹中喊痛的/不只草之枯/不只/季节出卖的叶之黄/而吾等/不亦在生命的摆动中/苦苦承受着春暖前之霜寒雪冷/不然/何以能在心愿开展时/引出/打造生活厚度的/那一声声/痛
坐在一旁品味那些凝聚着岁月沧桑和人生慨叹的文字，我的心仿佛也隐隐作痛了。
年高八旬的老诗人管管先生，精神健旺，谈吐机敏，我与他交谈甚欢，话题从自己的身世到两岸的文学状况和天下大势无所不包。他原籍山东青岛，1949年被国民党抓壮丁来到台湾，悠悠乎已一个甲子。他说，他被抓丁时，缠着小脚的母亲踉跄着追到他跟前，他宽慰她说，他只是去当挑夫，挑完就会回家，仍不放心的母亲交给他一张包着一块银元的手绢，暗示他到时用这钱买路回家。临行前他对母亲轻轻说了声“再见”，不想这一走就是永别！当时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如昨日般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颇动情地摇着头说：“忘不掉啊，想忘掉都不可能！”他说，对家乡的追忆是他灵感的源泉。他写过一首名为《两个箱子》的诗曾传诵一时，该诗诉说游子的思念和无所适从，已成为老兵怀乡的经典诗作之一：从家里带出来的一包衣裳，/压在箱子底下，/偶尔拿出来晒晒，/又把它放回箱子底下，/不想穿它，/也不想丢它，/都发霉了。/丢也可惜，/不丢也可惜；/穿也可惜，/不穿也可惜。/父亲的信一碰就会碎/……管老先生说，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和在台湾生活60年所产生的归宿感,时常交织缠绕在一起,难以用语言表达。他告诉我，开放探亲后，他曾回过故乡，发现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他感慨不已地说：大陆这些年的发展真是太快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得了呀！台湾不与大陆和平、合作，还有什么路可走？……我听得心头发热，与他紧紧握手。
做客台湾文化总会
在台北逗留期间，我们还应邀走访了台湾文化总会。该会属半官方文化机构，会长为马英九，副会长为萧万长，四十余名执行委员中包括了不少台湾著名企业财团负责人，如台塑的王永在、中信金的辜濂松、台积电的张忠谋等。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由台湾知名作家杨渡出任。
总会设于临街一外观颇精致的西式小楼内。我们在楼上一间布置颇为别致的长方形客厅内小憩，客厅约有百方米大小，周围墙上全是书橱，一层层码放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和文学名著，在客厅的一头，三面墙上整整齐齐码放全套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据说，马英九上任后的首次电视“新年祝辞”就是在这里现场录制的。
杨渡先生身着蓝色中式对襟衫，神态闲雅，语音温润，一派文人风度。他介绍，文化总会的目的在整合政府与民间，协调文化机构、社会团体、企业界等，经由策略联盟方式，共同推展思想研究与文化艺术活动。而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大约始于2002年，但当时文化创意产业仅限于设计创意，范围有限，后因种种原因逐渐沉寂下来。在饱受金融风暴侵袭、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之下，台湾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蕴含的巨大潜力，于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连续举办了六场“文化创意产业圆桌论坛”，邀集各方贤达建言献策，并与各主管部门负责人直接对话，商讨未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大政方针，其成果就是即将出台的“文化创意产业方案”。
杨渡先生认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台湾具有三大优势。其一，台湾保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不仅是明清时期移民带来的汉族文化，更因1949年的大迁徙，让原本分散在大陆各地的地方文化在台湾形成一个大熔炉。其二，台湾原本的海洋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由于历史原因所带来的荷兰、西班牙、日本等移民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各种文化在台湾交融生根，演化成创新的动能。其三，台湾新世代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用自由开放的心灵去创作，去设计，去想象，而自由的心灵与开放的天空，正是创意最好的土壤。他笑言，周杰伦就是很好的例证，他的歌里有美国牛仔也有京剧。随着华人经济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如果两岸能够在文创领域携起手来，互补互利，势必形成巨大的合力，让中华文化在全世界再度绽放出璀璨的光彩。
登车离开好远，杨渡先生还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们，我情不自禁伸出手去大声喊道：“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走远后我才有些后悔，怎么就没有想到抓拍一张照片？……直到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方才有所释然了――在宝岛经历的所有那些感人的场面，其实都已高保真地留存在我的心里。
余德庄1946年生，重庆人。当过农场工人、建筑工人、测绘员、编辑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重庆市作协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忧魂》、《海噬》、《太阳雨》，中篇小说集《同舟的人》、《陌路相逢》等。短篇小说《无言的界碑》获云南省首届文学奖，长篇小说《忧魂》获四川省第二届文学奖。
作者（二排右二）与“创世纪”诗人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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