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亦称疑古派，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出现，对现代中国学术走向影响甚大。近年来尽管学术界对其学派已着手进行全面总结梳理，但研究和评价仍多为浮光掠影，乃至使得相关的古史仍然甚至更加隐入深深的历史迷雾之中，史学研究的方法也日益杂乱纷呈，使人莫知所从。因此，作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之一
该书在对19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进行细致分析和述评的基础上，以“中国史学传统与顾颉刚难题”、“层累说与古史研究”、“顾颉刚的辨伪研究”、“顾颉刚与考古学”、“古史辨派与现代学术走向”等若干专题层层递进展开论述，最后以“中国何来轴心时代”问题结束。
该书认为，就顾颉刚个人而言，其治学主线前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后期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就整个古史辨派而言，治学主线前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后期是“神话分化演变说”。与多数研究者将目光局限在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等书信和自序不同，作者对顾颉刚等人的代表性著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三皇考》、《夏史三论》、《中国上古史导论》等都逐章逐节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揭示其方法与结论。
由于古史辨派问题关涉极广，正如该书后记所说，“上端肇民族文化之源，下端包民国学术之盛”，作者因此也注意到以较为宏观的眼光看待古史辨派的前后变化，以“现代学术走向”作为第二个侧重之点，对新文化运动前后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给予整体性的关照。
在对古史辨派作出论评的同时，该书也融汇了作者自身的诸多研究成果，接续已往学者的贡献，从正面上加以建树。例如：由“古书义例”进而讨论“书体书例”问题，依循傅斯年的说法，以此作为破解疑古思想的一条内证途径，在文献学方面对已往刘咸α、余嘉锡、李学勤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由“世官世畴”进而讨论“史官史职”，在史学史、史学概论方面对已往章太炎、刘师培、金毓黻、柳诒徵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借助对《汉书・艺文志》的诠释揭示四部体系和经学性质，在目录学方面对已往章学诚、张尔田、孙德谦、姚名达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重申先商王亥问题，在上古史方面对已往王国维、胡厚宣、于省吾、裘锡圭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在“山川群神”及上古分封形态问题上，对已往章太炎、顾颉刚、杨向奎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在“绝地天通”及上古宗教起源问题上，承接金景芳、徐旭生等人的研究而有所接续。此外，该书提出的若干概念如“顾颉刚难题”（全部证真问题）和“顾颉刚现象”（研究者的主观移位问题），以及提出“中国何来轴心时代”的问题，亦有供学界参考的价值。
作者认为：以顾刚颉、钱玄同、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经
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衍变过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其着眼点为先秦两汉学术史问题，依循晚期今文经学康有为、崔适之说，重点坐实刘歆助莽篡汉及遍伪先秦典籍，特别是伪窜《周礼》和《左传》，从而将“古史辨派”的治学精神演绎为辨伪之学，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演绎为“造伪”与“辨伪”两大主线。这一结果改变了胡适所倡导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走的实验主义原则，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最终导致了顾颉刚与胡适以及傅斯年、钱穆的学术分歧。其思想主张不仅“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走向。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张京华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