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阳春，南国的厦门芬芳满园，厦门大学芙蓉湖边的洋紫荆开得正浓，把湖边的路都装扮成了粉色。同学们成群结队从花下走来，涌进克立楼报告厅参加“葛家澍教授从教65周年暨九秩华诞庆祝会”，大家都想亲耳聆听这位在会计领域辛勤耕耘了65年的老人的成功秘诀。讲台上，葛家澍手拄拐杖，矍铄挺立，面对满堂师生，他说
这就是葛家澍――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博学而谦逊的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
战火中的机缘巧合
葛家澍与会计结缘，颇有些机缘巧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葛家澍正在家乡江苏兴化读高二。当时江苏省大部分地区都已沦陷，素有“自古昭阳好避兵”之说的兴化县却因四面环水、地处偏僻等原因躲过了日本人的侵占。抗战期间，一所临时中学――第二临时中学在离葛家澍家不远的村庄组建成立，任课教师几乎都是扬州中学的老师。那时，扬州中学在全国享有盛名，聚集了一大批优秀师资。时至今日，葛家澍仍然感恩那些老师，感叹自己的幸运。
在那个宣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大部分青年学生都以“学习理工科”为目标，葛家澍也不例外。高中毕业时，葛家澍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保送上海交大的机会。然时逢不幸，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他失去了到交大求学的机会，于是改到迁至武夷山的江苏学院经济系会计科学习。葛家澍的人生就这样与会计阴错阳差地联系起来，从此，再也没分开。
两年后，葛家澍通过转学考试成为厦门大学学生。当身体瘦弱的他爬山涉水，辗转来到长汀的时候，被厦门大学的教学气氛深深感染了，“当时，厦门大学在萨本栋校长的带领下，学风严格、学术精湛，是青年学子向往的知识天堂。”进入厦门大学后，葛家澍仍然主修会计。
在那里，葛家澍不分昼夜勤学苦读，把当时校图书馆所有的会计书都读了个遍，还对经济学各相关学科和历史、文学等领域进行了学习和研究，为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1945年，葛家澍以优异成绩毕业。出于对会计事业的钟爱，他毅然放弃了素有“金饭碗”之称的交通银行等就业机会，选择留校任教，开始了会计研究和教育工作。
一本“特殊”的会计教材
时至今日，葛家澍家里还珍藏着一本40多年前印制的教材――《会计原理》。
翻开书本，浊黄的纸上，“一大一小”两种字号赫然对立，像在对话，更像在进行一场辩论。这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随着葛家澍的缓缓讲述，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当时厦门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的鼓励与支持下，葛家澍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共同组建了“新会计研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之中。凭着浓厚兴趣和刻苦钻研，30多岁的葛家澍开始频频发表论著，对会计核算对象、资产价值计量方式、经济核算与会计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引起了会计学界的注意。
1961年，财政部准备编写《会计原理》教材――新中国第一本自己的会计理论书。当时，中央对该书的定位是：要有中国特色，不能一味照搬苏联教材。财政部从全国抽调了5位专家参与编写，年轻的葛家澍便是其中一位。
在那个年代，学术界弥漫着一股严重的“崇苏”倾向，前苏联的某些观点被盲目尊崇和信奉，会计界也未能幸免。葛家澍回忆说，在《会计原理》的编撰过程中，几位专家多次就相关问题发生争论，尤其是对“会计对象”的争论最为激烈。一些专家坚持采用苏联观点，即会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主义财产”。对此，葛家澍认为太空洞，“一个企业如何反映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他提出“资金运动”的观点，即会计的对象是一个企业经营资金的运动，即把资金投到企业，其耗费、循环、周转、收回、利润等整个过程。争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最终，葛家澍做出让步：其他编委的观点用大字写，他的观点用小字写。就这样，一本“大小字”并存的教材出炉了。
在今天看来，这本印制粗糙的教材对于已著作等身的葛家澍来说仍具有不一样的意义――它见证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更见证了一位学者在学术上的执著追求。
1962年，经王亚南举荐，葛家澍成为国家文科教材《会计基础知识》的主编之一。这套经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而编写的教材，聚集了包括于光远、范文澜、冯友兰、钱钟书等全国社科界的学术权威和精英。在一次教材讨论会上，编委们重点讨论了会计对象和会计的属性等问题。葛家澍与于光远、顾准等三人针对“会计有阶级性”这一说法，鲜明地提出“会计有社会属性，但没有阶级性”的观点，引起一片轰动。
在那样的年代，提出这一主张需要何等的勇气。后来，葛家澍也因为这些观点在“文革”中饱受其害，“反对阶级斗争”、“个人主义”、“要自成一派”等各种帽子纷纷扣到他头上，但即使是在蹲牛棚、挨批斗的日子里，他也从不曾后悔。
会计学界的英勇斗士
会计学科的老专家大都对一篇文章记忆犹新：《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发表在1978年《中国经济问题》第一期。
在“两个凡是”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观念依然唱主角的时候，这篇文章如一声春雷响彻在会计学领域。这篇文章文笔犀利，从“记账方法有没有阶级性”、“加在借贷记账法身上的种种罪名能否成立”两个方面一一剥落扣在“借贷记账法”上的罪名，并指出，“已经经实践检验过几百年、我国建国以后也采用了十多年，现仍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借贷记账法，是科学严密的一种复式记账法。”
文章结尾署名：葛家澍。
该文被业界誉为“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广大会计学者阅后皆拍手称快。时隔30余年，回忆起写这篇文章的初衷，葛家澍说，当时由于极左思想影响，会计界抛弃了被认为是“体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借贷记账法”，创造出“增减记账法”。葛家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毅然决定把“记账方法”作为会计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向会计界的极左思想“开刀”。
面对极左思想的侵扰、会计界的束手束脚，葛家澍继续“放炮”。1981年，葛家澍题为“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的文章在《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上登出，这篇洋洋洒洒万余字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要继续阐明会计理论没有阶级性。葛家澍在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继承性。会计学的发展也不例外。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把会计分为‘资本主义会计’和‘社会主义会计’，会计学的阶级性似乎成为这门科学的主要属性。在所谓资本主义会计和社会主义会计之间，人为地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会计的基本方法和会计理论的发展，就应当承认，像会计学这样一门直接服务于生产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在文中，葛家澍进一步指出，“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会计理论和方法日益出现数量化的倾向，人们向别的国家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中学习、吸收和借鉴的东西将会越来越多，会计这门科学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将会更加打破国与国的界限。”文章一经刊出，再次引起轰动。有专家评论说，该文为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引进，作了一次重要的舆论宣传。
葛家澍像一名斗士，不畏权威，不惧权势，频频发表真知灼见，为夜行的人指明道路。
1983年，围绕“会计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葛家澍在《会计研究》上发表“关于会计定义的探讨”一文，提出“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文章开创性地将西方会计的“信息系统论”系统介绍到中国，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会计具有“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本质特征，这一提法后来成为关于会计本质的主流观点。随后，葛家澍又在“信息系统论”的基础上，开始了对会计对象认识的反思，提出会计具有“会计的反映对象和作为一个信息系统的处理对象”的著名论断，将关于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和关于会计本质的“信息系统论”完善地结合到了一起。
毫无保留的会计人生
2010年3月18日，轻雾。
清晨六点半，葛家澍已起床，洗漱完毕用过早餐后，他开始到书房看书。八点半左右，学生们陆续来到他家里，十几个博士生将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客厅塞得满满当当，其实这十几个博士生大部分是来“蹭课”的，只有一个是他的博士生。葛家澍坐在中间的沙发上，戴上眼镜，拿出资料，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
当天的授课内容是“会计的确认计量报告”。葛家澍给同学们深入讲解了有关知识，并引导大家展开讨论。期间，葛家澍时而侧耳聆听，时而闭目沉思，并不时对学生们的发言进行点评。
这是葛家澍65年任教生涯中极其普通的一个课堂。这个课堂，从战火纷飞到新中国成立，从十年浩劫到改革开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他就一直这样醉心于中国的会计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会计人才，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位新中国会计学和经济学科博士、第一位审计学博士，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招收了第一位来自台湾的会计学博士研究生、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到了这样的岁数，有了这样的成绩，别人都认为葛家澍可以享清福了，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停下来。
上世纪90年代，已近八十岁的葛家澍开始将眼光投向会计准则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发表了《基本会计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关于我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美国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讨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业绩报告改进的新动向》、《关于财务会计基本假设的重新思考》等系列研究论文，再度受到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会计学者的广泛关注。
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葛家澍敏锐注意到在危机中凸显出来的“公允价值会计”问题，对于这个连20国领导峰会都在关心的问题，他又像年轻人一样精神饱满地投入研究，两年来，已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
时至今日，让葛家澍“操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国家会计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会计教育和研究等等，而其中最让他忧心的，是会计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提高。他说，“目前，会计从业人员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但总体来说，这支队伍素质不高，质量不够，一定要分期分批进行培训”。
身教重于言教
生活中的葛家澍酷爱京剧，尤其欣赏谭派传人余叔岩的表演，对余叔岩的众多弟子也是了如指掌。他经常跟学生讲起余叔岩的弟子、著名京剧艺术家孟小冬的故事。
孟小冬最后一次登台表演是在1947年，之后再也没有登过台，但仍保持着每天吊嗓子的习惯，从不间断。葛家澍以此教育学生们：“每个人都应有所追求，做学问也是如此，就要像孟小冬那样，不为名不为利，持之以恒地追求。”
葛家澍非常推崇“身教重于言教”这句话。90岁高龄的老人，仍然坚持做科研、发文章、带学生，这一方面源于他对会计学科的热爱和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学生作表率。他说，“作为一名老师，要求学生先做到的，自己一定要首先做到。”
也正是因为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学习着”便成为葛家澍的常态。很多人都在猜测，一个90岁的老者上课会讲些什么？事实上,在他的课堂上，“与时俱进”的色彩特别明显，业界前沿、最新动态、时事热点等，都会被他穿插在课堂讲授中。“他关注和了解的永远都是本领域最前沿的知识。”中国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曲晓辉说。
这样的“状态”还延续到了生活中。发手机短信、扫描、把玩MP3这些与老人无关的活动也与葛家澍联系在了一起。难怪学生们感叹说，“跟葛老师在一起，会让人忽略他的年龄。”
在学术上，葛家澍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葛门”弟子，都对他的“约法三章”记忆深刻：一曰吃苦不惧，再曰学问不浮，三曰不乱发文章。每当学生们做学问偷工减料时，这位平日里温和的老师便会不怒自威。“这比喝斥还厉害”，曲晓辉说。
治学德高望重，为人谦逊平和，这是学生们对葛家澍的共同评价。曲晓辉至今还记得20年前《物价变动会计》一书出版时的情形。这本书是她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吸收葛家澍的有关研究完成的，葛家澍亲自对书稿做了三轮深入细致的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关于署名，葛家澍不同意将自己署在前面，而是一再叮嘱要将曲晓辉署为第一作者。虽然最后曲晓辉还是在邮寄书稿的过程中悄悄把葛家澍的名字改在了前面，但是这份为人的谦逊以及对学生的提携，却让曲晓辉至今难忘。
葛家澍不仅是学生们的知识世界，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北方有大年初二回娘家一说，每年的大年初二，葛家澍都会把自己在厦门的女弟子请到家里，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唠唠家常，吃顿娘家饭。对于学生们个人的事情，他也经常关心询问，比如谁家老人身体不好、谁恋爱遇到挫折等等，家里的困难只要说过一次，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时不时关心地问起来，并且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治学德高望重，为人谦逊平和，这是学生们对葛家澍的共同评价；然而，对待学术研究，他更是一位执著求真、勇于创新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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