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田先生多才多艺，写文章也是多面手，不单写文艺评论，更写杂文，还研究幽默，并且在这些领域都有建树，出过专著和文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语言专业，主业干的是编辑，加上后来又对外语、方言、汉语史进行不懈的钻研
瓜田是杂文家，出语总是力求脱俗，所以这部书就像书名所标示的，其特点首先就在一个“趣”字。这“趣”，不但来自行文的生动、幽默，更来自观点的新颖、独到。例如“可吸入颗粒物”这个词语，人们几乎天天在电视上看到、听到，可是有多少人想到它是有歧义的呢？再如，“生前”这个词的意思为什么竟是“死前”呢？您不觉得发现这些问题本身就很有趣吗？而当您读了瓜田的分析以后，必是会心一乐。又如，咱们一般人都使用标点符号，也大致知道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但如果读了书中《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一文，便可知道，咱们国家从甲骨文时代就有了标点符号的萌芽。还有，谁都知道“西伯利亚”是个地域名，但谁能准确说出这个词的音节分割是“西伯-利亚”而不是“西-伯利亚”呢？更别说知道“西伯”是“鲜卑”或“锡伯”的音变了。这些地方，都能扩大我们的眼界。
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现实针对性较强。书中谈及的语言现象和运用的语言资料，几乎都来自现实的语言生活，对于纯洁和净化当今的语言环境，提高语言应用水平、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字词品味”篇辨析了许多人们习焉不察的常用词（如“二”和“两”，“授权”和“受权”，“比对”和“对比”，“伏法”和“服法”等）的区分，纠正了不少人们常常以为正确而实际是错误的用法（如“令人堪忧”、“不知所踪”、“本书”等）。“翻译乱弹”篇对目前翻译（包括国内民族语文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考察，除指谬之外，还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这部书对语言现实的跟踪，做到了与时俱进。我们能从书中读到“甲型流感”的命名过程，能看到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不折腾”不同英文译法的大擂台。这些都是令人趣味盎然的阅读体验。
这部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书中所收文章都不算太长，但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许多是过去的研究未曾触及的。例如《郑伯克段于鄢》这篇选自《左传》的文章，许多语文课本和文言文选本都收了，但以前从未见到有谁对文末“遂为母子如初”一句提出异议。“语文漫谈”篇中《一句套话留下的破绽》一文指出了这句话的不当。因为郑庄公一下生，他的母亲姜氏就讨厌他，以致发展到帮助庄公的弟弟搞叛乱。平叛后在颖考叔说和下，母子才和好了。显然这里不当用“如初”，因为一“如初”就“如”到原来水火不容的状态去了。这见解无疑是对学术的贡献。在《汉字简化回头看》中，作者系统地论述了汉字简化的得失。文章以有力的例证说明了简化中的“不妥”，论述了出现这些“不妥”的历史原因以及“纠正”这些“不妥”的出路。文章材料丰富，论证有力，很有学术价值。
这部书的第四个特点，是它体现出可贵的探索性。书中对“贼”、“穿帮”、“穿煲”以及在部分人群中开始流行的“哇噻”、“爽歪歪”、“哈日”、“哈韩”“宅男”、“宅女”、“御宅族”、“嘉年华”等等新的词语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考证。这些词未必都能进入普通话，但作为语文工作者，对语言中出现的新现象无论如何是应当重视的。当然，既然是探索，就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正像瓜田自己说，也许“有的文章，没有充分的根据，只是大胆假设，放言揣测”，只是“企图给有兴趣研究的人提供一点新的思路”。但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很值得嘉许的。
语言是发展的，今天看来不合规范的语词或语言格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可能明天就变成规范的了。正是所谓“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在这方面，语言学家、语文工作者永远显得被动和滞后，但正如瓜田说的，“缺了他们，还真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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