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与晚明政局
方志远在《“山人”与晚明政局》（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明朝嘉靖、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时代。这一时代成就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山人”群体，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
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葛兆光在《“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清代朝鲜赴中国出使的使者留下的燕行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北京戏曲演出的记载。对于他们来说，从京城演剧不仅可以观察清朝“政之得失”，也可以想象中华的文化盛衰。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清代尤其是道光年间京城戏曲演出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在异国使者的想象中，茶园演剧竟然成为在满清王朝保存汉族历史记忆和衣冠文明的重要途径。由此深入，我们对清朝的民族与文化政策、中西“公共领域”异同等问题可以作出一番新的检讨。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的回顾与认识
张越在《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刊于《学术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与不同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一个事实，《十批判书》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既不应因其贡献和成就，就讳言其缺点和不足，也不应因其存在缺点和不足，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
夏代的“复合型”国家形态
王震中在《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刊于《文史哲》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夏代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社会，既有夏后氏这样的王邦即王国，也有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许多氏族、部落、首长制族落（即所谓“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多层次的政治实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者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这种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所共同构成的夏王朝这样的“大国家结构”，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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