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时代课题。在这个宏大的主题下,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常常被人提起,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发现诸多推进理论大众化的途径与方法。其中,艾思奇那些富含深意而又形象生动的论述方式,尤令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
用大众爱听的、听得懂的话,进行理论普及工作,是艾思奇的
好东西要让大众“消化”,这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很多时候,好东西不合大众的胃口,不是好东西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推销的人对“大众化”有误解。有人觉得大众的水平就是入门的“一二三”,就是“小儿科”,于是将适合大众的通俗易懂当成粗陋浅薄,将“大众化”工作视为掉价的事儿,不愿为甚至不屑为――即使勉强为之,也是肤皮潦草、权当应付。他们自视甚高,通常喜欢以大众的“不懂”来衬托自身的卓而不凡。殊不知,矮化大众,恰恰是矮化自己。
事实上,真正的大家,从来不敢轻视“大众化”,而是将之看作对学问的一种挑战。因为他们知道,做“大众化”工作,不仅要有高深的学问作底子,而且还要把这些学问用简洁明晰的语言表述出来,最终达于大众的内心。正所谓“真佛只说家常话”。
过去,我们有很多说“家常话”的“真佛”。1938年,朱自清先生受人之托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书,后来“意无不达”、“雅俗共赏”的《经典常谈》便问世了。至今,该书多次印行,本身成为大众阅读的经典。再如,上世纪40年代,任教西南联大的王力先生应邀写小品文,其一专栏名为“龙虫并雕斋琐语”。“龙虫并雕”之谓,就是表示他既写学术论著,也写普及性文章。王先生是语言学大家,说写小文章是“雕虫”,并不意味着那就是雕虫小技。相反,他在“雕虫”方面花的心思和功夫尤多,且以此更加声名卓著。他的《诗词格律》等“雕虫”之作脍炙人口,成为必读之作。又如,华罗庚一生有近20年时间致力于向大众普及数学方法。他足迹遍及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到过无数工厂、矿山和村庄,用最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和农民介绍优选法和统筹法。
这份“真佛”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吕思勉,朱光潜,冯友兰,钱钟书……他们无一不是做学问的大家,也无一不是普及学问的高手。他们对待经典的态度以及为“大众化”所作的努力,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启示。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少从事“大众化”工作的人却对这些似乎不太领情。他们既没有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大众的吸引力,唯一看重的只是经典在市场上的品牌效应。为了经济利益,有些“大众化”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穿凿附会,添油加醋,故弄玄虚,不达耸人听闻的目的不罢休。这些哗众取宠的营销手段,与“大众化”的宗旨相去甚远,甚至反污了“大众化”的名声。
“大众化”强调大众的接受度,倡导“老百姓喜闻乐见”就是要注重大众的切身感受与认知能力。但这不是要降低标准、“浅入浅出”,而恰恰是要求“大众化”深入浅出,将高深的道理用“家常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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