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际舆论掀起一股“中国热”,大谈“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必胜论”,俨然将中国描绘成“唯我独尊”的“强权”形象。实际上,强硬、傲慢及必胜主义这些历史上西方帝国的普遍特征对中国并不适用。
一国对外政策,既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又是其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外
中国人讲中庸。中庸思想是儒家传统的哲学精髓,指天地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也是一种君子修养的至高境界。“中庸”的要义即“执两用中、不偏不倚、适可而止、过犹不及”。中庸思想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节制内敛和自我平衡的文化。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是“和平共处”,中国界定其与世界的关系为“互利共赢”,中国认为朝核、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要“协商解决”,中国呼吁发达国家应主动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保持平和心态、兼顾各方关切、寻求利益平衡都是中国外交运用中庸思想的写照。
中国人崇和谐。在中国古代,“和”即“和美”、“调和”、“和谐”、“和睦”,兼具于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礼记》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讲礼乐的教化功能;《论语》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讲人的内在修养;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讲人际关系状态;《尚书・尧典》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指国际关系准则。历史上和谐思想对中华各民族的涵化、融合曾发挥重要作用,今天中国外交中“睦邻友好”、“求同存异”、“强不凌弱”、“尊重世界多样性”等政策主张则是通向“和谐世界”理想的可行之路。
中国人不尚武。老子讲“圣人之德,为而不争”,与世无争方有国泰民安。《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非武力方式达成政治目标才是最高理想。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号召人类社会应以博爱之心取代干戈杀戮。荀子则提倡以德怀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重蹈历史上西方列强崛起扩张的老路,绝不搞军备竞赛,国强不必霸。中国在周边采取“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在国际上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争端。“零和思维”害人终害己,“你活我也活”的双向思维才能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人爱学习。《论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君子的美德。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指要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指出谦虚谨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提醒人们喜欢指手画脚的人往往自食其果。唐朝僧人玄奘跋涉千里远赴印度求取佛教经典,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则负笈留洋开启“西学东渐”之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学习西方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先进科技成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相信各国应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盘照搬外国经验固不可取,自诩楷模居高临下也是百害无利。
中国人善包容。《论语》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指君子能坦然原谅别人不了解自己的德行。《左传》载“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是对他人犯错的宽容和对改过自新的鼓励。中国古人讲“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是指以恩惠和公心去对待怨恨。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百业待兴、资金短缺之际,毅然决定免除日本1200亿美元对华战争赔款。面对南海岛屿归属争端,中国政府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加以解决。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欧美对华保护主义抬头,甚至强迫人民币升值,而中国却对欧洲派出大型采购团,对美国扩大进口,用实际行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全球经贸合作。
中国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国外交是推动合作与发展的典范。德不孤,必有邻。通过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和外交活动,中国文化精神及内在的价值理念已经走出亚洲,走向世界,并终将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