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把印度尼西亚华族性格比作“终年挺秀的椰子树”，我们借用它来称赞印度尼西亚华文新文学（简称“印华新文学”），并非过誉。这种挺拔秀丽的椰子树历经狂风暴雨，顽强地屹立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丛林中，独领风骚，别具一格。
东南亚诸国华文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逐步各自形成的。五四
印华新文学像椰子树那样具有挺拔的特殊性格。它给人突出印象是以史诗性的作品展现印尼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印尼的独立与建设，为各民族的解放与尊严，同荷兰殖民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等所做的不懈的抗争。林义彪的长篇小说《千岛之梦》以印尼华人社会生活和印尼经济建设为背景，不仅从纵向上深刻地展示印尼华侨华人充满血泪的创业史，而且从横向上以浓墨重彩地描绘出华人企业家及其家族在新的历史阶段，与印尼人民和睦相处，艰苦奋斗，努力建设印尼经济的宏伟画面。作品所表现出的独特意义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黄东平，他创作的长篇史诗《啊，印度尼西亚》、《在第二故乡》、《致雅加达》、《永远友好》等，都热情地赞美印尼及其人民，歌颂印华人民的友谊以及共同建设印尼的精神。他还创作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侨歌》三部曲，全书分为《七洲洋外》、《赤道线上》、《烈日底下》三部，长达一百多万字，是一轴生动描绘荷属东印度群岛华侨社会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与波澜壮阔斗争生活的长幅画卷。这部作品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特别是印尼华侨华人的血泪仇、奋斗史。他还创作了不少短篇、中篇及剧本，反映印尼争取独立以及独立之后印尼华侨华人的命运及共同奋斗的历程。许多评论称赞他的作品是“华侨华人的史诗”。
像黄东平这样表现华侨华人的史诗式作品，在东南亚诸国华文作家中不太多，可以提及的是马来西亚的方北方，他创作了《马来亚三部曲》，即《树大根深》、《枝荣叶茂》、《花飘果堕》，反映了马来西亚华族发展的历史。中国归侨作家也创作了一批着重表现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抗战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与行动的作品，不愧为史诗式的作品，如杜埃的《风雨太平洋》（三部）、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白刃的《南洋飘流记》、王啸平的《南洋悲歌》等。
尽管，上述东南亚华文作家及中国归侨作家的表现华侨华人苦难与奋斗的史诗性作品有共同点，然而，印尼华文作家仍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如黄东平创作的《侨歌》，所反映的历史有一个多世纪之长，矛头所指不是单一的，除了荷兰殖民主义、日本侵略者，还有阻碍国家经济与民族独立的绊脚石，同时也赞扬华人华侨与当地人民团结互助，共同反对殖民者、压迫者等等。这是同类史诗作品少见的。
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像椰子树一样是在东南亚生长与发展的，因而都具有东南亚的本土性。不过印华新文学的本土性，除了具有东南亚华文新文学的共同性外，还有它的独特性。首先是取材于印尼。在印华文学的起步阶段，青年作者郑吐飞在1929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椰子集》，这是印华文学第一部运用汉语白话文创作的新文学作品，作品的题材大多是在以包括印尼在内的南洋社会背景下展现了底层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有着鲜明的本土特色。当时，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文作品多数是以中国国内社会生活作为题材，相比较而言，印华新文学的本土性表现得早而且明显。还有巴人的剧作《五祖庙》、散文《印尼散记》等都是以苏门答腊为背景，表现荷兰殖民统治、日本入侵时期华人华侨与印尼人民的苦难与抗争。黄东平的长篇《侨歌》描写从荷兰统治到印尼争取独立时期坷埠印华人民抗争的曲折历程，中篇《女佣细蒂》反映荷兰殖民统治下爪哇农村的灾难，话剧《红溪》表现荷兰殖民统治下的爪哇岛巴达市发生的“红溪惨案”。这些作品都是以印尼本土华人华侨的生活及斗争为依据的。也有些作品直接取材于印尼本土发生的事件，如林万里的短篇小说《金龙鱼》，叙述原产于印尼某岛的金龙鱼的故事，这种鱼原本连当地穷人都不屑一吃，突然被炒作成了能使人致富，身价百倍的发财鱼。众人纷纷宠养，争相炫耀，弄出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表现了畸形商品社会中人的畸形心态。
本土性还表现在善于描写印尼的自然风貌，并汇入人与事，给人以启示与思考。高鹰擅长描绘赤道之国的自然风貌特征，如以火山、佛塔、凤凰木为题写了系列散文，如《阿贡火山奇观》、《墨拉比火山的爱爱恨恨》、《婆罗浮屠佛塔赞歌》等在同类作品中可谓佼佼者。白放情的小说《覆舟山的雾》、《看海》等描写的山雾与海景，既有印尼特色，又有深意。
印华新文学语言是以现代汉语为主，也吸收有印尼本土特色的语言，同时对这些语言进行艺术加工。在印华新文学形成之前，印尼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侨生马来由语文学，它是用掺杂着大量汉语和福建方言的马来由语（Malayu T ionghda）写成的文学。这种隐含着深厚的本土性的土生华人文学语言对后来印华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印华新文学形成中，又不断吸收融合印尼当地语言的长处。在作品中除了有大量音译词、意译词外，作家还以半音译半意译的手法，创造出音、意、形三者兼备的新词汇。如娘惹（已婚妇女）、?务（女佣）、巴刹（市场）、急急叔（日本SUZUKI摩托车）、爱死病（艾滋病）、山芭（小山村）、吉兰店（小杂货店）等。这些词汇，正像他们创造“弄帮”一词一样，以表达义务帮助亲友的意思，能够很好地表现印华文化中的风土人情。
挺秀的椰子树屹立在赤道的“千岛之国”，然而它又是千姿百态的，印华新文学也是如此。印华作家不仅具有挺立的性格，又有印尼本土的色彩，同时也有着不同的艺术风貌，如黄东平能以冷静的沉思和细密笔法描绘在千变万化的历史长河中印尼华人华侨的铮铮铁骨与坚忍不拔的性格。林义彪善于用委婉多姿的笔触展示华人创业的宏伟画面。林万里擅长以诙谐与夸张的笔调鞭策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显示着对于生活充满了信念与期待。这几位作家的艺术风貌虽有各异，不过都是大气的，与时代风云紧密相关。还有一些作家描写自身细事，由于富有深意，其艺术个性颇引人注意。如茜茜丽亚诉说个人感情的诗，袁霓思考人生的小说，都同时代变化相联系；晓彤的作品所描述的多为身边的生活，颇有引人深思之处。不管哪种艺术风貌的作家都与时代有联系，这在东南亚诸国华文作家中异常突出，这是与他们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性格特点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旅印华人华侨作家的支持和指点，是印华文学异彩形成不可或缺的成因。三四十年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巴人、杨骚以及一些文化人流亡到印尼，他们一边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一边坚持文学创作活动，指导和推动印华文学的发展。如巴人创作了长篇史诗《印度尼西亚之歌》等篇章。四十年代在印尼的黑婴创作了中篇小说《红白旗下》、短篇小说集《时代的感动》等都是以南洋社会生活为题材，表现了中国印尼两国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精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罪行，作品饱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本土意识。
印华文学界于1998年注册成立印尼有史以来第一个“印华作家协会”，这表明印华新文学已成为印尼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终年挺秀的椰子树”的印华新文学又经过这十多年的辛勤培植和精心耕耘，如今已成为东南亚华文新文学丛林中的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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