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4月20日电(记者刘茜、靳晓燕)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至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五至七届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原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陶大镛先生,因病于4月18日16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和才华。
1946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他赴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研修,撰写了《战后资本主义》《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等著作,为新中国选择经济道路提供了参考。而他最主要的学术贡献――世界经济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悄然滥觞。
研究经济现象的世界性,这在当时的国际学界亦属前沿。他立足于一般经济规律,摸索出一套独到的研究方法,从纷繁芜杂的表象中“拎”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规律和总动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世界经济讲话》《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等著作中,他满怀信心地宣告:“战后的世界经济,在激变中,也在改造中。这一个‘变’的历程,将把人类历史推向崭新的阶段去。”这两本著作是我国最早的世界经济专著,直接促成了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因此,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首任会长钱俊瑞、著名经济学家杜厚文等都曾称陶大镛“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科最早的开创者之一”。
此后的岁月里,他在此领域着力甚勤,先后发表了《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等长文,汇集成洋洋五十余万言的《陶大镛文集・世界经济卷》,完成了《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等重要课题。1980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之时,他被推举为副会长。他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一直影响至今。
陶大镛先生简历
1918年3月出生于上海,在战乱与贫穷中度过童年,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
大学毕业后,陶大镛先生考上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值国难当头,他遂放弃研究生的学习,前往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陶先生又历尽艰辛,返回内地,先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罪恶,作了尖锐的揭露。
1946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先生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达德学院商经系任教。1946年至1949年,在英国和香港期间,主要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他曾在香港的《经济导报》和上海的《文汇报》、《世界知识》等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同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主编。
这期间,他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资的培养,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镛先生被聘为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为政教系第一届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
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陶大镛先生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十年动乱后,陶大镛先生的错案得到改正。他的著作也陆续得到发表,主要有《社会主义思想简史》、《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等。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出版了《世界经济讲话》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
1979年,接受了筹建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民盟中央、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担任多项重要社会职务。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担任《群言》杂志的主任编委十余载。
1992年,为了庆祝他执教5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大镛文集》上下两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
(北京师范大学供稿,本报记者靳晓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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