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玉树

编者按

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美丽的玉树高原,强震袭来,瓦砾遍地。

就在当天,一批批热血儿女向灾区集结:忠诚奉献的部队官兵来了,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来了,不断创造奇迹的救援队员来了。同样,作为记录者和传播者的新闻

地震发生后,光明日报很快派出报道组赶赴玉树,前后两批共七人,他们是:陈劲松、王瑟、练玉春、蔺玉红、高腾、张玉玲、何平。

物资匮乏、高原反应、剧烈疼痛、体力透支……七位记者和在灾区的所有同行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忠实记录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深情弘扬伟大坚强的民族精神。废墟前、帐篷中,安置点、救助站,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那些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新闻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他们是经得起考验的坚强队伍,他们永远与人民在一起!

今天本报特别推出“我曾在玉树――记者手记”,几位刚从灾区风尘仆仆回到北京的记者,向我们表达心情,讲述感动。这不仅是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情感释放,更是爱和信念的再次传递。

玉树四问

本报特派记者 王瑟

玉树远吗?从地图上看,玉树离新疆最近。但当我辗转乘坐飞机先到西安,后到西宁,再经汽车颠簸11个小时到达玉树后,似乎觉得玉树离我们很远。可眼前每一处废墟上忙碌的身影,却明白地告诉我:玉树不远。这里是爱的海洋。

玉树人苦吗?地震让玉树人失去了美好的家园,失去了平静的生活,失去了亲人。但从尕松尼玛等众多玉树人的身上,我没有看到痛苦与悲伤,而是坚强与信心。在西安机场等待飞往西宁的候机厅里,我看到这位藏族小伙对家乡的担心与牵挂,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已带着近20万元的救灾物资回到家乡。此时的他早没有了几日前的焦虑,而是信心满怀地告诉我:这只是他捐出的第一批救灾物资。他自己也找到了救灾的岗位:为灾区群众做饭。

玉树海拔高吗?4月18日,当我从玉树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步行回到玉树军分区驻地时,三四公里的路程让我不得不几次在路边坐下,大口大口地喘气,头疼欲裂,总想呕吐。再看我的同事练玉春,自从上了玉树就开始不断地呕吐,怕是把胆汁都吐出来了,没有经历过那种痛苦的人是无法体会的。玉树海拔是高,但看看在玉树灾区救灾的解放军、志愿者和来自全国的爱心人士,他们的头也在疼,也在不断地呕吐,但他们还是活跃在各自的救援岗位上。海拔是自然存在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锻造的。

玉树的明天会怎样?当我们在玉树各地奔波采访时,看到了玉树被损坏的房屋与遭受了灾难满目愁云的群众。在赛马场,在体育场等一些集中安置群众的场所,众多的迷彩服、白衣天使和志愿者的身影,慢慢地让人们脸上的愁云散去。格萨尔广场上那片帐蓬村成了他们心灵的依靠,玉树的群众感受到了来自全国的关爱,他们从废墟上爬起来,重新站立起来。当我们离开玉树时,看到源源不断的车队,拉着来自全国的救援物资涌向玉树时,我就明白,玉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这里是三江的源头,这里有不能让人忘却的美丽,这里有坚强无比的人民,这里更有国家力量的强大。

图为王瑟在玉树灾区居住的帐篷前。

我们在一起

本报特派记者练玉春

4月16日,我和同事陈劲松、王瑟受报社委派前往青海玉树地震灾区采访。为尽快赶到,我们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到了玉树结古镇,一路奔忙的疲劳,加之猛然来到高原的急行军,使得我们很快都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但是我们就只有一个想法――我在灾区,我们也是一支抗震救灾的力量,我们肩负责任。圆满完成采访报道,是最重要的任务。

在从西宁赶往玉树的路上,白天阳光暴晒,夜里寒风凛冽,一连13个小时的高原颠簸让人昏昏欲睡。就在高原反应开始折磨我的时候,不远处的两行红色的车尾灯在沉沉夜色里闪烁――那是和我们一样急行军奔赴灾区的军用卡车。虽然摇晃得很厉害,但就在这军用卡车简陋之极的货舱里,解放军战士合衣而坐,竖起衣领挡风御寒。他们紧紧地依靠在一起,随着军用卡车的颠簸而晃动着,长途急行军让他们劳累不堪。所有战士都整齐地坐在车上,安安静静地。他们那一张张被车尾灯照亮的脸庞,如此年轻、如此镇定。

赶到结古镇,高原反应更强烈了,大口呕吐让人浑身乏力、头晕脑胀,但是脑子里想着要交稿子,我马上就赶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的帐篷里采访,随后又跟着专家小分队出发,去检查结古镇唯一的水源水质卫生达标情况。刚上了车,还没有驶出5分钟,其中一个专家大口地呕吐起来,但他坚持着:“别着急,我还可以,赶紧去目的地。”看着专家蜷缩在车厢里那难受的样子,一股暖流却瞬间裹住了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也会更有力量”。

在撤出玉树的那天,在玉树巴塘机场,我已经浑身酸软、疲惫不堪,本不打算再采访。就在这时,几辆救护车开来,是转运伤员前往各地的。几十位年轻的士兵一路小跑赶来,二话没说,直接把伤员抬进候机大厅。看得出来,官兵们已经很累很疲劳,几位战士的脚步也开始飘忽,但是他们仍然战斗在第一线,听从命令,毫无怨言。看着他们那认真的表情和肃整的军容,我腾得一下跳进来,拿上相机,跟着他们一路跑进候机大厅,边跑边拍摄边采访,那个念头更加清晰:“我们在一起,始终在一起,为了救援灾区”。

图为练玉春在对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进行采访。郝成涛摄

玉树,我永远的丰碑

本报特派记者陈劲松

此次玉树之行,在我的新闻采访历程中,创下了多个第一:

第一次在海拔3700米以上的地方采访了四天三夜;

第一次在平均海拔4200米的高原地区,在零下15摄氏度的条件下,住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帐篷里;

第一次在高海拔地区连续乘车10余个小时;

第一次体验到长时间失眠,心跳加速近一倍,代谢加快等强烈高原反应。

在海拔3920米的青海玉树机场采访,每上一层楼,都要停下来喘息;如果连续上到第三层楼,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在这个地方采访,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坚持”。

这一切,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难忘和艰苦的体验,但仔细想来,和那些拼命忘我抢险救灾的人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西宁乘车到玉树,中途要经过一个海拔4300米的兵站――花石峡兵站。这个兵站是保障部队沿214国道前往玉树的最重要中继站,由一座三层简易小楼、一个上千平方米的院子和5名官兵组成。在这里工作,官兵们既要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更要克服单调、寂寞带来的心理冲击。在这次玉树抗震救灾中,花石峡兵站繁忙了起来,兵站站长房新成带领官兵为过往的抗震救灾部队提供24小时服务,不停地做饭,不停地为汽车加油……憨厚的房新成今年37岁,陕西铜川人,在花石峡兵站已经整整坚守了5年,他话语不多,待人诚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平凡中见伟大,在4300米的高海拔地区,房新成一干就是5年,这需要何等的牺牲奉献精神。青海玉树,我心中永远的精神丰碑。

图为陈劲松在玉树机场。

本报记者 王瑟摄

感动记事

本报特派记者高腾

玉树地震是令人伤痛的灾难,但也是一次释放人间真爱的“机会”。虽然已回到北京,但灾区的日日夜夜令人难忘,特别是几幕场景始终在我脑海徘徊……

在玉树扎西科赛马场受灾群众安置点,我偶然看见一藏族小男孩推着用树枝自制的独轮车玩耍,他的妹妹要过来接着玩,过水沟时却不小心一头栽进水里,小女孩爬起来奔向哥哥,惊吓得抱着哥哥哭,哥哥摸摸妹妹的头,妹妹立刻不哭了,用小手拧着湿漉漉的上衣,抹了把脸,推着独轮车?水冲过来――我被这一幕感动了,并用相机记录下这一瞬间。在这个忍住泪水的藏族小姑娘背后,不就是坚强不屈的玉树人民吗?

在玉树隆宝镇4200米寄宿“帐篷”小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同学和老师列队欢迎我们,寒风凛冽,小朋友的脸冻得红红的,一位怀孕的女老师肩上还背着孩子,也站在队伍中,他们在用这种方式迎接解放军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援建的帐篷和教学设备――灾区的孩子和老师,是多么渴望重新回到课堂啊!

让我难忘的,还有在中央电视台募捐赈灾晚会上感谢全国人民支援玉树灾区的藏族小志愿者才仁旦周。我们在玉树牦牛广场找到他的家人时,发现一家人由于没有拿到帐篷杆,只好把帐篷当床单铺在下面睡在露天。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旦周一家终于搭起了帐篷。我们临离开玉树时,小旦周没忘记到我们的帐篷里与我们告别……

到过玉树灾区的人都知道,那里海拔高,干燥、缺氧、寒冷、风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孕育了藏族康巴人朴实、乐观的性格,玉树人用他们质朴的言行深深感谢着全国人民为灾区群众所做的一切。

图为高腾在玉树采访。

玉树不倒

本报特派记者张玉玲

我从柜中翻出汶川大地震采访的那套行头,踏上了去玉树的行程。汶川地震震级大、战线长;而玉树地震是一个点,全国人民把这个受灾害摧残的小城捧在手心、备加呵护。

还没去玉树前,就有了“恐高症”。听说一些救援人员因高原反应而撤下来,而我自信有在四川阿坝高原生活过18年的“基础”,毅然报名前往。不想,一到玉树机场,才知道高估了自己的体能,稍稍动动就气喘吁吁,第一天晚上竟有传说中的“头痛欲裂”,什么也做不了,只得吞下些“红景天”,躺下休息。好在第二天适应了,在后来忙碌紧张的采访写作中,身体也没“拖后腿”。

来到玉树县城,不由得让我想起家乡四川省马尔康。那也是一个藏族地区,当看着玉树那成片倒下的民宅,看着那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城市,我的心在哭泣,不时掠过一阵阵悲哀和担忧:本来就不富裕的居民们雪上加霜,怎能承受如此苦难?

当地藏族群众出乎意料地达观和忍耐,也格外坚强。他们对于地震和生命都有自己的理解。记得在受损最严重的禅古寺废墟上,活佛洛卓尼玛告诉我,藏族人理解地震是自然和地球的失衡,玉树人承担的是全人类的痛苦――在偏远的高原,能有这般悲天悯人的情怀,我震惊无语。

各地方的部队和各行业的救援队驰援玉树,捐赠的食物、板房和生活用品络绎不绝,小小玉树的街道难以承受这种大规模“集结”,一向畅通的道路竟然也会堵车。

在我们所住的指挥中心帐篷区,是玉树抗震救灾的“大脑”,是国家组织力量的见证。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每天都是高强度地工作,也和大家一样,吃的是煮不熟的“夹生饭”,少有新鲜蔬菜,只得靠泡腾片补充维生素;高原温差大,白天阳光灿烂,晚上又滴水成冰,只能在寒风凛冽的帐篷中睡觉……

在玉树采访的日日夜夜,我体会到,有了这样的坚强、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呵护、这样的后盾,玉树不倒。

图为张玉玲（左一）在玉树禅古寺采访文物保护情况。本报记者高腾摄

退伍兵和宣传部

本报特派记者蔺玉红

真到要走,却发现还有万般牵挂。

回北京前一直有个心愿,想再去看看那个孤儿陈林才措,可惜没有实现。这个玉树州民族中学高三的学生,母亲前年病逝,地震中,她又失去了爸爸和三姐。她还有个快80岁的奶奶。五名甘肃来的退伍老兵志愿者给了她一家力所能及的帮助。4月26日,陈林才措来我们住的院感谢他们的时候,哭得不能说话,只能在纸上不停地写“谢谢”。(见4月27日本报《五名退伍兵和藏族三姐妹》)

看着陈林才措哽咽着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五名退伍兵给我讲述了一个让他们感动的故事。

4月16日早上6点半,周安仁、赵继平、马存仁(回族)、徐成刚4人从甘肃康乐出发,17日早上8点赶到玉树县结古镇。他们到民政部门报完到,就开始干活,并认识了来自甘肃陇西县的车世杰。车世杰听完周安仁他们在汶川大地震中做志愿服务的介绍后,决定加入这个团体。晚上快10点了,五人发现没地方可住,他们正在马路上商量怎么办时,碰巧遇到了青海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的石阳。那天晚上特别冷,石阳看到他们穿得单薄,又没地方住,就把五人带到自己和同事住的帐篷,说:“你们就住我们的帐篷。”结果从4月17日晚上起,石阳和3名同事便睡到一辆中巴车上,直到回西宁前,他们整整在车上睡了8个夜晚。

“石阳和宣传部的那几个人都是好干部,他们感动了我们,我们干志愿服务的劲头更足了。”周安仁说。

石阳回到西宁后,把五名退伍兵帮助藏族三姐妹的故事讲给青海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弓晓忠和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祝贺听,他们也深受感动。4月27日,五名退伍兵来到西宁,转车回家,青海省委宣传部安排老兵们住了一晚,请他们吃了顿便饭,并为他们买好了回甘肃的火车票。

藏族三姐妹、五名退伍兵、青海省委宣传部,这份爱,从玉树传递到西宁,又从西宁传递到康乐和陇西,而且还在延续和升华。

图为蔺玉红（中）在玉树县隆宝镇中心寄宿小学“帐篷学校”采访。本报记者高腾摄

小旦周,你的明天会更好

本报特派记者何平

还记得《情系玉树大爱无疆》赈灾晚会举行的那个夜晚,在报社加班的我听到电视中传来的藏族小志愿者才仁旦周质朴的话语，让人动容。没想到,不到一星期,我就在玉树见到了这个小朋友。

其实对我来说,玉树并不遥远,我曾于07、08年两赴玉树采访,那里有我的藏族好朋友来西、昂扎,康巴汉子的豪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地震的消息传来,我始终牵挂着他们,牵挂着那片雪域高原上善良纯朴的人们。

到玉树去,尽自己的能力做点事情,我做好了随时待命奔赴灾区的准备。而继汶川地震后再赴灾区,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考验。很快,我就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来到玉树,看到这片昔日美丽的土地遭受的创伤,我心痛不已。但当看到我的朋友来西和千千万万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依然怀着重建家园的信仰和决心,我的心里又和他们一样充满了勇气和力量。

在灾区的日子,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藏族小志愿者才仁旦周。尽管接触时间不长,但他的善良、纯真和坚强让我和同事们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男孩。

我们把小旦周领到了报社前方报道组所在的帐篷,拿出了自己“压箱底儿”的家当,都是这几天舍不得吃和用的东西,“旦周,来,拿上这个,吃吧。”“谢谢叔叔,谢谢阿姨,我拿回家和妹妹一起吃。”旦周很懂事地回答。

采访小旦周时,他不停地看我在本上写字,我问他:“旦周,叔叔的字和你写的哪个好?”“叔叔比我写得难看。”小旦周认真地点头回答,我们都被逗乐了。

撤离灾区的那天一大早,我们再一次来到了牦牛广场。小旦周的父母正在广场外的空地上搭建帐篷,而地震以后一直做志愿者到处帮忙的小旦周还在自家露天的被窝里蒙头睡觉呢。我们欣慰地得知,地震14天后,在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审计组工作人员的直接过问下,小旦周一家终于领到了帐篷。出发前,小旦周特意赶来和我们告别。这个长大了想到北京当一名军医的孩子,相信他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图为何平在藏族小志愿者才仁旦周安在露天的家中。本报记者高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