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
今年的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诞辰94周年。任先生去年7月逝世后,已经有诸多文章缅怀他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整理作出的贡献
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
国家图书馆的定位，一直是图书馆界关注的重点。作为馆长，此一问题是任老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级的图书馆，代表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水平，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在任老任职之初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多次谈到对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的认识。1987年10月8日的《中国新闻》发表了记者对任老的访谈，任老说：北图作为国家级的图书馆，代表着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水平。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把文化知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北图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这样的话，在当年的《中国文化报》12月7日的访谈中，也讲过。1999年在建馆80周年时,记者采访任老,任老说：“北京图书馆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图书馆，其职能与一般图书馆有很大不同。”他主要讲了三个功能：一、国家总书库的职能。即接受本国出版物的缴送，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出版物，编写国家总书目。二、为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和国家重点科研和建设项目服务。三、还肩负着公共图书馆的重担。这样的思想，就形成了国家图书馆现在的职能地位。2006年任老在全馆员工大会上即席讲话时又说：“国家图书馆的名称叫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两个字，说明我们的地位是代表中国国家水平的文化机构。”2009年5月，也就是任老去世前不到一个半月，《中国图书馆学报》专访任老，他对国家图书馆的认识，比以往更深刻：“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记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轨迹，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上升到了民族文明记忆和世界文明宝库的高度。我和任老在一起时也经常探讨这个问题。2009年6月9日，我在去深圳学习前，到医院去看任先生。此时的任先生精力已经明显不济，但是他还是拉着我的手，讲起了梁启超。他说，梁启超是进化论者，鲁迅是革命论者。梁启超做馆长时，鲁迅说他学贯中西，但是于西学差了些，于是请来了李四光，微含讥讽之意。但是梁启超对国家图书馆是有贡献的。梁启超说京师图书馆是贵族馆，要为上层服务，同时又要为公众开放。这样实际上是明确了国家馆的定位。可见直到逝世，任先生还在思考这一问题。
国家图书馆的定位，本来不成其为问题。在国外，国家馆的地位和作用早有定论。但是在我国，由于图书馆事业的不发达，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共图书馆事业受到很大冲击，新时期以来，发展也较为缓慢。因为这样一些原因，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馆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延伸，而它的总书库以及保存保护中华文化的职责却并未引起社会尤其是政府的高度重视，它的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参考咨询的作用，也缺少有效的利用。而它为普通读者提供的服务也与公共图书馆没有什么两样。公众对国家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则大部分是浮在表面，这也影响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以及它应有作用的发挥。因此，任老从任馆长之初到其晚年，都在强调和宣传国家馆的地位和作用，把它作为办馆的指导思想之一，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关注。
为了突出国家馆的特殊功能与作用，任老高瞻远瞩，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提高了国家馆的地位与作用。
基于任老对国图是国家总书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记忆的认识，他十分重视民族文献的收藏和保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进行呼吁和宣传。2001年8月2日在名家手稿珍藏展上，他诚恳希望唤醒公众保护名家手稿、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意识，期望社会各界继续慷慨捐赠名家手稿。他还下令加强对巴金28件圆珠笔手稿的保护，制作木箱，用无酸纸逐页分开保藏，并亲自查验，直到满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种拍卖公司开始拍卖来自流失到海外和民间的善本古籍。1995年，中国嘉德公司在北京拍卖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以143万元为海外人士所得。1999年，北京拍卖南宋杭州官刻本《春秋经传》，北京市文物公司垫付308万元巨款，方使该书未流失海外。2000年4月，流失海外半个世纪的翁氏藏书80种（其中宋本11种），与国图联系，欲卖给国图，与国图原所收藏的翁氏家藏善本合为完璧，但就在国图报告申请国家拨款时，书为上海抢先购得。虽然避免了再次流失海外，却使翁氏藏书身首异地，造成读者阅读的不便。对于这样的事情，任老心急如焚，2001年，他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申请为国图设立特别机动金，以便及时购买由境外流入的国宝级图书。信中说：“早在1955年和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曾两次特批，分别拨出80万元港币和25万元人民币，从香港收回陈澄中旧藏中国古籍善本102种，藏入我馆，挽救了这批善本流失海外的命运。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个博物馆中，中国各种文物不下百万件……若加上散落民间的则更多，而且都是精品。”“今天综合国力日渐强盛，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适宜时机参加竞拍或买断，将流失国宝收归国有，其中包括善本图书。”
任老还重视文献的揭示工作，让文献流通起来，最大限度地提供服务。在《?望周刊》第26期的采访中，任老讲到北图的经历。他说清政府时北图与其说是图书馆，不如说是个藏书楼。它真正向现代图书馆转变是从蔡元培任馆长时开始的。这种转变的标志就是由单纯的收藏变为藏用结合，不仅仅是收藏，传之后世，还要服务社会，服务当代。在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报》访谈中，任老在谈到他任馆长以来国图的发展变化时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过去我们馆偏重文献资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虑得少。我来之后，在努力扭转，越是希见的东西，越要跟社会见面，不要锁起来。重藏轻用的局面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善。”因此他重视传统文献的揭示工作。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时，他特意为工程题词：“兰台秘笈分身有术，宋刻元刊原貌长存。”赞许这一工程嘉惠学林。他还身体力行，任馆长以后，领导了空前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依托国图的馆藏，整理古代文献。他历时十余年，以国家图书馆馆藏《赵城金藏》为底本，主持编纂107卷《中华大藏经》。就在去世前，他还在主持规模达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纂工作。2004年，看到世界范围内收藏的敦煌文献都已陆续出版，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却由于经费原因不能面世，任先生心急如焚，致函有关部门：“今我国力日昌，倘若国家对此项目能有一定的投入，我愿意尽我九旬老人的绵薄之力，使这个项目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部完成，还敦煌学界能完整使用资料的一个愿望。”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如今150巨册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陆续出版。此外，他生前还主持着《中华大典》的编纂和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让国家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得到社会的广泛使用，任先生把此视为他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责任。任老有时和我讲，他整理古代文献，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这也是他作为馆长的一份工作和责任。他预测，中华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可能要在20年后到来，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做一些文献的积累和整理工作，为文化高峰期的到来打基础。他还希望我也能组织人多做一些文献整理的事情。
任老常常讲，图书馆没有读者，就如同鱼失于水，缺了存在的依据。国家馆为普通读者服务是天经地义。关键在于怎样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应该是人有我有，人无我更有。他在任馆长期间，着眼于专藏阅览室的建设。1987年，就在任老履职后的新馆开馆之际，设置了9个专藏阅览室，主要有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出版物阅览室、日本出版物阅览室、图书馆学资料室、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室、国内资料阅览室、美术资料阅览室、软科学资料阅览室、国外大学指南阅览室。1988年又开放了善本特藏阅览室，1990年增设了少数民族语文文献阅览室,2001年设立博士论文专藏阅览室，到2003年，共设专藏阅览室16个。2009年，国家图书馆又增设了法律文献研究中心和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现在看起来，这些专题阅览室的建设，符合国家馆需要的战略性布局，突出了国家图书馆作为研究型图书馆的职能。
正是在任老的提倡、呼吁和努力实践下，国图的定位在逐步清晰，在国内外的地位也得到很大提高。23年前，任老刚刚上任时所担心的设备一流、馆的实力未必一流的现状已不复存在，国图现在已经迈进了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
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
任老是教育家，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职有三十余载，1964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到1987年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直从事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工作。所以，他对我国的教育十分关注，对当代的教育做过认真的思考，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讲话。如小学教育负担过重，学死知识多，智力开发少。中学一考定终身，甚至不如科举。而大学如同笼子蒸馒头，一个模样，缺少个性。学校只注重灌输知识，不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教育与学生的人生不对接，学生学到了知识，没学到做人，不懂得奉献，不懂得回报社会。这些都是他忧虑的问题。他还讲过，西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特殊时期建立的特殊大学，但是它却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理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应该好好总结这所学校的办学经验。他曾想有时间写一些关于教育的书，可惜他晚年要做的工作太多。他对教育的思考，多反映在他与来访人的谈话中和媒体的访谈中。
任先生对图书馆的认识，多着眼于国民的教育，而且多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联系起来。2005年,任先生在全馆员工大会上讲话说：“当今社会，各国重视物质资源以及人力和知识资源的开发，如微软、戴尔、西门子等国外大型企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由此创造出的财富是巨大的。可见，知识的开发是第一位的。再以犹太人为例，1901―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有411人，犹太人占65人，占得奖人数的15.8％；犹太民族还出现了斯宾诺莎、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基辛格等很多名人。全世界人口60亿，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的0.3％，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与这个民族的奋发好胜、努力求知有很大关系。……成立于1948年的以色列，国土小，处在沙漠包围之中，水源奇缺，却发展成为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一。……以色列之所以能国力强盛，靠的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与科技立国的策略。”所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为重要。
作为哲学家和教育家，任先生对图书馆的性质和功能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图书馆有两大社会职能，一是教育职能，一是信息职能。（见1997年《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参考工作研讨会开幕词》）但是近些年来，他强调最多的则是教育职能。他认为图书馆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公民终身受教育的机构。在2005年全馆员工大会的讲话中，任先生说：“图书馆作为收集、加工、存储各种图书、资料和信息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全民终身学习和教育的基地。图书馆可以不受年龄、学科的限制，为读者提供所需资料，起到解决知识匮乏的作用；图书馆虽然不直接创造财富，却间接培养创造财富的人，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的教育职能不同于大学，责任要比大学大，服务的范围要比大学广，服务的层次要比大学深。”2007年，在全馆员工大会上，任先生的讲话主题仍旧是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他说：“温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有一部分重点谈到了教育问题，特别提出要加强基础教育，要扶持发展基础教育。我的体会是，基础教育也包括我们图书馆在内，因为图书馆是终身受教育的机构，我们国家馆更是责无旁贷。过去很多战争是因为争夺资源引起的，主要是自然资源，像矿产资源，铁、石油等。现在又增加了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争夺，而这些资源正是从教育中来。因此科教兴国是十分重要的。自然资源越开发越少，开发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了，而人力资源越开发越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我们图书馆不能妄自菲薄，不要消极地看待我们这个服务行业。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学校教育是主流，但只是一个方面，更多人才资源的培养是靠社会，我们图书馆的责任也很大，图书馆越来越发展，我们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从这些认识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图书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现在的图书馆学界和图书馆界，有一种图书馆存在悲观论，这种理论和声音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和文献的需求，不再似过去那样完全依赖图书馆，人们可以不利用图书馆或不到图书馆就获取所需要的文献和信息，并且最终有一天会不再需要图书馆，图书馆将在人类社会中消失。1965年被称作互联网之父的杰・西・亚・利克里德在其《未来的图书馆》中认为，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图书已不再是适宜的信息储藏物，这样，当人们最终拒绝接受图书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传输机制时，他们也就会拒绝接受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学家兰开斯特在1972年出版的《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一书中也提出：“在下一个二十年（1980―200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只留下几个保存过去印刷资料的机构。”（邓登理、陈珍成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20世纪80年代，英国图书馆学家詹姆斯・汤普森的《图书馆的未来》也预言：“技术进步产生了优越无比的技术，到时候它将取代人类目前以图书为中心的公共记忆的较大部分。”“图书馆的结果可能是采取博物馆形式并告别印刷时代。”（乔欢、乔人立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对此，任先生有他个人的深刻思考，在2009年接受《中国图书馆学报》专访时,任老讲：“图书馆是一个长寿的机构，即使国家消亡了，政府没有了，但图书馆会存在。方式可以不一样。因为知识总是有的，求知总是有的。”他对图书馆未来的乐观判断，建立在人类对知识的永远需求之上，他认为，图书馆的产生与存在与个体人对知识的需求以及身心的自我完善有关。人只要存在，就必然面临知识的需求和个人的自我完善，因而图书馆也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比那些技术主义者哀感有一天图书馆会消失，看得更为深远。
图书馆消亡论者立论的基础是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只要有比图书馆更为先进的获取途径和手段，就必然会取而代之。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是技术至上，把技术看作图书馆存亡的关键。在当代，技术的确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技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和手段，它确实对事物的性质乃至存亡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就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就图书馆而言，如任先生所说，图书馆的产生和存在乃至发展都与人类的知识需要、知识积累相关，知识的获取和知识的积累就其途径而言是多种多样的，以现代信息技术所创造的信息检索机构固无不可,但是，无论其未来如何发展与强大，从文献获得的角度看，数字图书馆和各种各样的信息检索机构或者有一天会取代纸本的文献,而从知识的获得和积累来说，这种非接触性的或曰虚拟的获取和积累途径都只能是其一，而非唯一。人类接触性的知识获取和积累，或者更直接说人与人面对面的知识交流，有非接触的交流所不能得到的知识信息。而物理的图书馆，恰恰是人类直接交流知识、获得知识的重要场所。
任先生的理论还告诉我们，图书馆作为教育机构，其功能和目的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信息或者文献的提供，也就是说信息和文献的提供在育人的目的下，由过去的目的变成了手段。这是对图书馆功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个是着眼于人的信息获取，一个是着眼于人的教育，都没有离开人，但是差别甚大。教育论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图书馆的工作宗旨，而信息获取论则很明显只满足了人的单方面需要，看到的仅仅是图书馆功能的一个方面。
当然，图书馆教育功能的理论并不是任先生最早提出的，早在他之前，此种理论就已经存在。杜威就把图书馆说成是“人民的大学”。即使是现在西方的图书馆理论也并不是完全把教育功能与知识的自由获取截然对立起来。国际图联1999年发表了《图书馆的知识自由声明》，2002年发表了《格拉斯哥宣言》《国际图联因特网声明》《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声明》，强调了任何人自由平等获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维护获取知识的自由是全世界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责”,但是也指出：“因特网除了许多有价值的、合理的资源外，还有些不正确的、误导人的、令人生厌的信息”，“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应该鼓励公众获取优质信息”。这实际上就承认了图书馆和信息机构在为公众服务方面所面临的价值选择，说明图书馆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判断的客观实体。声明同时也阐述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支持所有人的终身学习、独立决策和文化发展。并通过丰富的馆藏和各种媒介，为读者提供指导和学习机会。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帮助人们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社会技能，这些均是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图书馆还需要加强对公众阅读习惯、信息素养的培养，并开展培训活动。”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知识自由的理念下，许多年来，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说被淡化了、边缘化了。奇怪的是中国的图书馆界也有盲从者。在这样国内外大的理论环境下，任先生强调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的理论也就有它特殊的纠偏意义。
与那些视图书馆为单纯的信息提供机构的认识相比，任先生的认识也为图书馆的服务拓宽了视野，开辟了更大的范围。自任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领导以后，国家图书馆在为读者服务方面，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内涵，开创了图书馆工作的新局面。2001年，任先生积极倡导并开创了“文津讲坛”，首场讲座就由他来主持，此后任先生每年都要登坛开讲，先后主讲7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规划讲座的选题，邀请名家，而且经常到讲坛听讲。到2010年元旦，“文津讲坛”已经举办了500期，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知名的讲坛。在此基础上，国家图书馆还开办了文津读书沙龙、文津图书奖、艺术家论坛、企业家论坛、教育家论坛、世界图书馆馆长论坛等诸多讲座与读书活动，每年还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现在，城市图书馆举办的讲座、展览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上也证明了图书馆教育功能论的正确以及对于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意义。
任继愈先生在图书馆工作23年，为图书馆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理论与实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继承，从而不断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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