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精华 文化典藏

编者按耗时12年的《中国道教思想史》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凡四卷，236万字，由四川大学著名教授卿希泰任主编，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詹石窗任副主编。该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教育

一部填补空白的高水平学术论著

中南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吕锡琛

道教是在中国土地上萌发、形成并兴盛发展起来的本土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汲取其思想精华为当代人们文化生活服务的需要。

鉴于道教在社会中的特殊作用，海外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自20世纪初以来就注重道教研究，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果，例如撰写道教书目索引，翻译道教主要经典，探索道教的历史和社会作用等等。在中国大陆，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道教研究曾经颇受冷落，甚至一度成为禁区，但自1978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道教为研究对象的许多研究机构陆续建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把道教作为重点课题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一批道教研究专著相继问世，据笔者所知，三十多年来，国内有关道教研究的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至少有千种以上。不过，系统而全面论述道教思想发展的通史性著作，则非《中国道教思想史》莫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该书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大价值。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至“十一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成果、国家985工程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该书完稿耗时整整12年，足以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完成一个重大项目之艰辛。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功夫不负有心人”，而《中国道教思想史》的打磨已经超过十年，作者的耐心和细致可想而知。在学风浮躁之今日，这种对学术的执著与严谨态度令人敬佩！

该书《导论》开宗明义地表明：“在人类生活中，思想是多方面的，并且逐渐丰富起来，形成众多的领域，宗教思想即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并且被国际汉学界所关注的道教当然也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因此，道教思想史本来就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它是以‘道'的基本信仰为核心、以延年益寿和羽化登仙为理想目标而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观念体系及其发展变迁、社会作用的历史。”这段话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体现了编纂者不仅把道教思想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予以整体观照，而且充分注意到道教自身的思想特质，既抓住了道教文化体系的核心，也表达了道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言而喻，思想史写作不仅要围绕“思想”的主轴，而且必须体现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道教思想史》的成功就在于能够从中国社会的特定文化背景出发，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作出严格的文献筛选，并且通过层层剖析，揭示道教思想在不同时期的面貌和演变轨迹。作者首先从渊源的追溯入手，论述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理念与道教的密切关系，进而考察汉魏以来至当代道教围绕修道成仙主题所展开的宇宙认知、时空模式、生命本源、天人关系、人格修养等论域。从其章节的安排可以看出，该书的历史分期既注意了朝代更替的界限，也充分考虑到道派自身演进的事实。鉴于北宋之后新道教派别纷起的情况，该书不像一般中国通史那样将南北宋合在一起论述，而是将南北宋分开，以隋唐五代北宋为一段，而南宋金元至明代中叶为一段。这种分期既符合道教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面貌，也体现了道教思想的历史演进情形。南宋开始，随着净明道、太一道，真大道教、全真道的兴起，道教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嬗变和发展，它与儒、佛二教在思想上的相互交融倾向更为明显。该书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篇幅予以阐述，既表现了作者独到的“史识”，也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

众所周知，道教思想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因应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这个角度看，道教思想史乃是在道教视野下进行特定理论思考的社会观念史，它是介于道教社会史与道教哲学史之间的概念”。基于这些认识，《中国道教思想史》在界定其研究范围时提出了“道教社会”的概念，这是颇为新颖的。在“道教社会”这一概念下，作者将思想诠释与具体的组织方式、生存方式、管理方式联系起来，以透视其原初精神，避免了生硬或单向、表层的评判，给人以丰厚感和实在感。

高屋建瓴独具匠心

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教授郑志明

作为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学术论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的丰富内容和逻辑论证体系反映了该书谋篇布局的独到运思艺术，作者以高屋建瓴的手法，对绵延1800多年的道教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独具匠心地考察了道教在不同时期的思想主张，展示了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漫长历史画卷。

经纬古今，把握全局，这是《中国道教思想史》谋篇布局的恢宏气势。大凡艺术创作或者学术论著都必须有整体把握精神，才能获得真正成功，《中国道教思想史》的作者是精通此道的，所以我们翻开该书，从目录上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纵横驰骋的开阔视野。该书以“导论”为统领，建构六编三十八章。在导论中，作者首先对道教思想史的命题缘起、研究对象、发展脉络、基本特点、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进行提纲挈领的阐述。接下来的各编以时代先后为序，分别论述道教思想渊源、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道教思想、隋唐至北宋的道教思想、南宋金元至明代中叶的道教思想、明代中叶以来的道教思想。最后，该书探讨道教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代价值。这样的布局展示了一个“工”字形的结构，如果说“导论”与最后一编恰如“工”字的上下两横，那么，依据历史先后顺序对道教思想面貌进行阐述的主体部分就像“工”字的中间一竖，这也像地球仪上的“经线”，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南北贯通，首尾衔接。抓住这条基本线索，进一步拓展阅读，我们会看到，该书在确立编序之后，又对每一时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以及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展开讨论，这样的论题就像地球仪上的“纬线”，它们与“经线”相互交错，展示了古今道教思想的复杂网络结构。

以史带论，井然有序，这是《中国道教思想史》谋篇布局的构筑技巧。作为一个门类的通史性论著，《中国道教思想史》必须展示道教思想的发展脉络，这是确定无疑的，唯有对发展脉络有详实的阐述，才能让读者了解道教思想的由来与变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该书以大量的史实来说明道教如何围绕“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的理想目标，回答世俗问题，总结修炼经验，进行理论建构。当然，《中国道教思想史》并非只是停留于史实的描述，更不是堆彻层积资料，而是以史实为基础，让思想回归于特定社会，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从而显示其历史与现实的价值。

提炼升华，画龙点睛，这是《中国道教思想史》谋篇布局的运思境界。仔细琢磨一下章节结构，我们还会看到，该书作者对于各章名称以及章内的小标题是经过仔细推敲而确定的，因此具有“题眼”的结构功能。顾名思义，所谓“题眼”也就是论题的眼睛，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在谋篇布局的时候应该有意识地设定“题眼”。就构成来讲，“题眼”可大可小，大的“题眼”一般就在编目上；小的“题眼”则在章节中。然而，只有“题眼”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画龙点睛”的功夫，就不能让那上下飞腾的龙真正活跃起来。所谓“点睛”，说到底，就是对各级标题进行语言的提炼，使之升华而透射出勃勃生机。在这方面，《中国道教思想史》是下了功夫的。该书经常使用“段首概括”的结构手法，让读者一目了然地掌握论述的要点。例如“导论”在言及道教思想特点的时候将之概括为六个方面：强烈的生命意识贯穿于道教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道教思想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修道成仙实践性；以“天人合一”为精神核心的止恶扬善伦理观成为道教修行的思想导向；思想的广泛包容性与时代性；民族整体意识与无量救度精神相呼应；神仙体系的多重结构与整合统一。这样的概括无疑具有“点睛之笔”的作用，因为其中每个特点都通过一个段首标题来表达，而每个标题之中又都有亮点，这就使得文章具有灵气而跃动起来。

就思想的表达而言，谋篇布局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能否有熟练的谋篇布局，这既关系到一部著作的整体结构，也会影响到各个章节的局部完善。因为整体与局部只是相对而言的，所以，《中国道教思想史》一方面注意全书的整体结构安排，另一方面则重视具体章节内各个层次的前后呼应，这是该书编纂者高超的谋篇布局艺术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引证翔实剖析深入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仲宇

道教文化研究的一大难处是史料问题。所谓“难”并非指没有文献，而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经书，如何甄别，如何取舍，如何发掘其中的思想内涵。

道教的经典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文献丰富当然可以提供方便，但往往也造成了新的困惑：由于种种原因，收入历代“道藏”中的经典文献有相当一批是时代不明、作者难辨的，这是研究者面临的难题之一；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众多经典文献大多是阐述养生、术数、斋醮科仪等，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而其思想观念则往往相对隐潜，不便直接取用，这是难题之二。

《中国道教思想史》的可贵在于，撰著者不仅敢于迎难而上，而且能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审慎的求实态度，对引述的各种文献史料进行考证与辨析。例如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一书的思想论述，《中国道教思想史》首先回顾了我国学界前辈汤用彤、蒙文通等人的考证成果，然后再根据《后汉书》、《云笈七?》等书的引证或论述，明确其时代与卷帙构成，这就为阐发思想的工作落实了文献的可靠性问题。再如对《周易参同契》的分析，《中国道教思想史》撰著者仔细审度了葛洪《神仙传》关于《周易参同契》作者的描述以及历代注疏《周易参同契》的序跋，并且查证今人陈国符、王明考证，进而考察《周易参同契》文本，发掘蕴含其中的作者信息，推断其著作时代。撰著者将外证史料与文本解读相结合，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功夫和层层追踪的逻辑进程。

由于时代跨度大，牵涉的思想领域广阔，《中国道教思想史》引证的文献史料是不拘一格的。除了收入《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藏外道书》等道教大丛书的经典文献之外，《中国道教思想史》撰著者也注意到其他各种历史文献，这其中既包括《二十五史》、《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等诸多非道教丛书中的“论道”书籍，也包括敦煌遗书中的道教文献以及地下发掘的各种书牍等。与道教大丛书中的文献相比，其他丛书或地下发掘的书牍文献更需要一番谨慎评估，才能使用。在这方面，《中国道教思想史》撰著者也颇费苦心。例如对晋代灵宝派“天书观”及其度人济世思想的分析，除了引证《正统道藏》中的《太上灵宝五符序》之外，撰著者还根据Anna Seidel 和Seidel 等西方学者的研究线索，考察了汉代流行的纬书以及敦煌抄本《灵宝经目》以及《众篇序经》等，再根据北周时期《无上秘要》的引证，确定其道派归属，分析灵宝派天书观的渊源与思想特色，这就使该项思想论述具有多重证据的支撑。

在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些疑难课题上，《中国道教思想史》在论及时更是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文献追溯和考察。例如对南朝陆修静“三洞”思想的分析，撰著者以陈国符、潘雨廷先生的相关论述为切入点，再查证日本学者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小林正美、大渊忍尔以及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美国学者柏夷（Stepher R.Bokenkam p）在这个问题上的相关论述，而后对照陶弘景《真诰》以及《太上正一法文经》等书关于“三洞”的描述，撰著者还注意到法国学者、日本学者通过敦煌文书P.2861号和P.2256号的拼合与研究，大体恢复了长久佚失的陆修静《灵宝经目》原状的成果。在对三洞由来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全面查考的前提下，撰著者指出南朝宋陆修静总括而成的三洞学说，在道教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后世道门人士将陆修静三洞学说的思想，概括提炼而称之为道教“三洞宗元”，由此道教构建起以“三洞宗元”为信仰的经教体系。道教的经法宗元于三洞，三洞成为道教经教体系的基础。由于涉猎的经籍众多，并且有海内外学者的论述为基础，《中国道教思想史》有关“三洞”的思想内涵以及历史作用的分析便显得颇为在理。

文献是思想的重要载体，要准确把握思想的历史脉络，没有扎实的文献基础，是不可能达到理想目标的。在这一点上，《中国道教思想史》撰著者可谓具有自觉意识，所以能够立论有据，言之成理。

《中国道教思想史》主编卿希泰（左）与副主编詹石窗

大器晚成锐意创新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固盛

老子《道德经》有言：“大器晚成”。《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本，洋洋洒洒236万字,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可以称作大器了。既然是大器，就意味着可能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与加工，因此“晚成”也是势之当然。

从成书的实际情况来讲，我们说《中国道教思想史》“晚成”，不仅表示经历流程之长久、所付心血之巨大，而且意味着严谨、规范和创新。

严谨与规范，这是任何一种科学著述的基本要求，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一般地说，“严谨”既指态度上的严肃谨慎，也指思想上的严密周到。引申到学术研究上来，严谨则意味着材料的真实、结构的合理、逻辑的绵密。至于“规范”一词，在不同领域虽有不同解释，但最为核心的精神就是指行为或者作业合乎一定的模式。就具体的创作过程与成果的表述而言，严谨与规范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严谨的态度必然要求行为与作业合乎规范；另一方面，合乎规范也一定体现为处理问题的严谨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编纂者不仅充分重视，而且落实于具体的研究中。无论在写作行文表达上，还是在史料处理和引证注释上，该书都非常注重按照规范行事，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

当然，以“大器”来形容《中国道教思想史》，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该书许多方面都透射出锐意创新的精神。该书超越了以往那种个案式的、专题式的或断代的研究范式，用四卷六篇三十八章的宏大篇幅，综合采取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解释学、符号学、文化哲学等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汉代以来直至当代道教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方位叙述与深入分析，充分揭示出了中国道教思想的多元创造与时代特征。同时，该书在研究视角上开新，如《导论》指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能局限于精英系列，而应该是比较宽广的。一方面，必须充分意识到精英思想对于全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一般社会民众的观念、心态、追求等。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国道教思想史》认为：道教精英思想与一般信众的观念虽然有别，但彼此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道教思想史不仅要梳理和概括不同时期的道教精英思想，也应该注意那些以往曾经被忽略的非精英思想，尤其是民间道教的思想。由于在研究对象上放开了视野，《中国道教思想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而多样。

对学术史上少有人问津的领域进行开拓和深入研究，这是一种标志性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道教思想史》着力甚多。例如在探讨思想渊源时，以往的同类论著基本上不谈兵家与术数学在道教思想建构中的作用，而《中国道教思想史》则分别用一节的篇幅予以阐述。这充分体现了该书编纂者的自觉意识和创新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看，对那些前人已经涉猎的领域、课题进行新的诠释或者更为深入的内涵发掘，同样是一种创新。在这方面，《中国道教思想史》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关于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这是许多学者都论及的，相关的论文相当之多，但相比较可以发现，以往的论著缺乏对《太平经》的家庭伦理、生态伦理进行系统论述，《中国道教思想史》则在这两个侧面做了深入探讨，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又如道教的生命关怀思想，是道教最为宝贵的一种思想资源，《中国道教思想史》从总结魏晋南北朝道经的生命意识、分析唐代道教重玄学对生命的体悟到探讨道教在现代社会对生命超越的关照，把道教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贯通起来，从而有助于对道教的现代性进行更好的理解和把握。至于斋醮科仪、符?法术以及众多文学作品所蕴含的道教思想，也是以往学者们虽已注意但用力不够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在每一编中都设有专章予以论述，表现了该书编纂者宽广的学术视野与高瞻远瞩的哲理睿智。

《中国道教思想史》简介

道教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道教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显示出独有的生命力，我国从“六五规划”开始即确立了《中国道教史》为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在《中国道教史》完成问世之后，国家又把《中国道教思想史》作为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予以扶植，这是我国文化战略上的重要举措。

《中国道教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道教思想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该书的最大创新是开拓了道教思想研究的新领域，深入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梳理了道教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脉络，阐明了道教思想的历史影响，并从当代社会的视角审视道教思想内涵和价值。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是我国道教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道教思想史》主编卿希泰是我国道教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现任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先后编撰《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外宗教概论》以及《道教文化新探》、《刍荛集》、《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等著作10多种；副主编詹石窗系我国著名中年道教研究专家，现任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等十多个课题。《中国道教思想史》的写作汇聚了全国一批道教研究专家，其中既有年过80的老学者，也有30多岁至50余岁的中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