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
本报记者汪大勇
作为一所拥有110年历史的著名学府,苏州大学在一个多世纪的改革发展和历史传承中始终坚持挖掘和弘扬学校的深厚文化积淀,致力于大学文化建设和文化育人,不断扩展大学的文化引领职能,自觉担当起文化传
王卓君,1958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苏州大学党委书记。先后求学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东南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及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公派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政府与政治学系访学。主要从事学科方向为哲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重点项目及教育部、江苏省多项课题。
文化自觉塑造大学传统
记者:我们知道苏州大学前身是东吴大学,现在漫步于美丽的苏州大学校园,从这些古朴的建筑印迹上,仍然能亲切的感受到这份中西文化辉映的独特光芒,对于这段文化的前世过往,在新的时代来审视,您有怎样的评价与解读?
王卓君:相信一代代的苏大学子徜徉在这美丽校园中也会有着与你同样的感受,在受惠于这份独特的文化熏陶与馈赠的同时,也引发着我们进一步的追寻与思考。东吴大学诞生的1900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积贫积弱、西方文化大举冲击的时期。在深厚积淀的吴地文化与近代欧风美雨的交汇下,孕育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制大学,期间伴随着中外文明的碰撞,本土士子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觉醒。首任华人校长杨永清在就职后,面对这种文化期盼勇敢担当了民族化、本土化改造革新的重任,将学校办学宗旨确立为“注重学业,培养品格,树立优良学风,提倡服务精神”,并强调“以道德为学问之基础”,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既包含了对人才培养的文化道德要求,也蕴含着近代中国大学人和知识分子对文化民族化、本土化的一份自觉与守护。新中国成立后,历经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90年代的高校合并,各所并入学校文化传统在新的苏州大学身上融汇聚合,这种文化自觉与坚持的基因一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创新。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对文化的自觉和坚持,据我所知,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其中的涵义和大学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王卓君:文化自觉最早是由我校东吴时期校友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首先提出的,经过先生的大力倡导和文化学术界人士的阐释和探讨,文化自觉“已不是一个孤立的理念,而是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观,一种有深刻意涵的文化理论”,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而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但是文化自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的历史就相当长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展开。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就是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文化全球化趋势也在加剧,其间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这对矛盾愈演愈烈。各国大学由于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孕育着一个民族最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转化和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过往、现实和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明晰的体悟和感知,对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新型文化的培育、重构有着较为浓烈的自主意识和行动使命。因此,大学应当也能够成为文化自觉最高的场所。另外,文化自觉并不单纯是个体的自觉,只有当它从个体转化为群体、民族文化自觉的时候,才能引领社会前进,才能形成支撑民族复兴繁荣的新的先进文化体系,而大学因其特征正是完成这个转化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又因其处于国际知识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而有可能沦落为后殖民化的工具,因此对全球化进程中隐蔽的文化入侵,必须有所理性回应,大学文化自觉的回归、提升与实践,便成为了理所当然的路径选择。
文化自觉推动大学的传统继承与创新
记者:大学应该如何践行这种文化自觉,是否应该有具体的使命或者指向?
王卓君:文化自觉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甚至“口号”上,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时代价值指向,大学的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解读、创新和扬弃,也包含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借鉴和批判,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思考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一是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过:“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大学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能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和价值继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大学要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的责任,树立科学发展观,自觉承担推进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并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引领社会文化进步。
二是要坚持多元文化的吐纳与整合。大学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窗口,应自觉担负起对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消化、创新的责任,在促进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相互理解与借鉴中,重视文明交流、沟通、对话,反对文化霸权,突出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努力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融会的桥梁。当今世界各国的著名大学,几乎都是国际性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和学生作为“文化大使”,共处校园,进行着多元的文化交往与对话。
大学文化建设有创新才有发展
记者:当前我国大学的文化建设应从哪些方面突破?苏州大学在这方面成效如何?
王卓君:当前,我国大学在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传统职能,推动“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发展之外,还要进一步扩展大学的文化引领职能,自觉担当起文化的传承创新者的时代重任,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与文化发展之路。
一要研究挖掘中华文化传统,传承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关键就是要通过深入研究挖掘使传统文化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并在对传统文化充分体认的基础上,培养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人。作为吴文化研究的重镇,苏州大学近年来进一步加大投入、整合力量,设立了吴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昆曲研究中心、东吴书画研究院、博物馆等机构,立足区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遗存保护与承继的研究。另外我们立足学校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深刻挖掘和凝练“苏大精神”,广泛开展校史校情教育,使广大师生在文化自觉中坚守苏大精神,在追求创新中发展苏大传统,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首批十所收录院校之一,《苏州大学文化史研究》将在今年公开出版,这将是我校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在此也希望继续得到媒体朋友和专家们的关注。
二要树立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相融合的理念,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杨叔子院士曾经指出:“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而没有科学的人文也是残缺的人文”,对此我非常认同。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我们大力弘扬各前身学校办学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构建了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养成于一体的通识教育模式,并在2008年启动推行完全学分制,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校园文化品牌和阵地来引领提升校园的整体人文素养,“东吴大学生艺术团”“东吴辩论社”“高雅艺术进校园”等在学校、社会上都赢得了广泛赞誉,特别是2004年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牡丹亭》在我校进行了中国大陆的首演,引起了空前轰动,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对昆曲等传统文化的热情热捧。
三要实施国际化开放办学,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认为,国际化办学的核心要义是拓展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为此学校始终将国际化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来认识和推进。目前,我们已经与国外及港澳台等地区的10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每年聘请数十位外籍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或客座教授,营造优秀的文化交流气氛,拓宽师生的学术视野。2005年韩国大真大学苏州分校落户我校,开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全新形式,目前我校共有来自外国留学生近2000名,位居全省高校第一位。同时,我们还努力探索走出国门、国际办学的路径,2007年与波特兰州立大学合作设立了“孔子学院”,去年3月又与香港凤凰卫视签约共建凤凰传媒学院,是我校首次与境外知名企业开展合作办学项目。目前学校正积极筹建“老挝苏州大学”,将成为我校“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步。在开放的环境下,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撞击、融合,必将对大学生人格的养成、大学校园文化乃至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产生丰厚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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