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鲤鱼川随记》都是一本“小书”。而其中最小的，则是组成这本书的那一篇篇小文章的篇幅。我数了一下，一共218篇。我估计了一下，其中较长的一批，顶多占到八分之一左右吧，那“长度”也就是刚够在报纸上排成一个“豆腐块儿”。而最短的一批，也有八分之一吧，每篇只有二、三百字，很难单独发表
正是从这一角度，我觉得《鲤鱼川随记》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估。篇什的精短，加上笔墨的轻盈灵巧，给了偷懒的评论者一个轻巧的解读方式：满足于品赏其中的风物、情趣。拿这把笊篱去捞，也能捞上来很多东西，收获颇丰。书里不乏山区农村的风物人情，也确有浓重的童年回忆的情趣。这虽然没什么不对，但却不能说已经到位。举个例子吧。有一篇《赶驴汉》，说的是一种鸟，因为“?儿?儿”的叫声很像人们吆喝驴的叫声，就得了个“赶驴汉”的俗名。可是它又是一种昼伏夜出的鸟，所以孩子们都听到过它的叫声，却没见过它的模样。它有多大或者多小？它长着什么颜色的羽毛？它有怎样的飞行姿态？全不知道。小孩儿不知道很正常，成了大人以后呢。即便还不知道，不能找专家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答案总会有的。书里告诉我们了，当地叫“呱呱呦”的那种鸟，学名叫猫头鹰；“赶驴汉”也有个学名吧？可是《赶驴汉》最后告诉我们的是：“它的样子就成为孩子一生的谜”。于是我们得到信息：在这本书所创造的“世界”里，有许多“发生”过的事，确曾亲经亲历，确曾真真切切地被“感知”过，但到最后也没有被“认知”。也正因此，这个世界才获得了真实性。
正是在这里，李延青显示出他的强烈的文体意识，并赋予这本书可贵的文体价值。如果说任何文学上的价值，就在于一部作品为既有的文学世界提供了某些新质，那么这本书的文体创新就是它的最可珍贵之处。如果说我们当前的散文创作，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正在丧失文体的自觉，那么这本书的文体价值就是它的最可珍贵之处。因此，一个有足够文体意识的批评家，不应、也不会放过这个挑战。假如你有兴趣，你甚至可以试试，当你像扑克牌洗牌那样把这些篇什做各种随机的重新排列组合之后再去读，你会读出种种不同的、新的效果来。
相同“模样”――由许多短小的篇什合辑而成的书，已经有过很多了，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集子”，没有“整体意义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也可以说没有这种“整体性”。而这种效果的产生，主要不是――有一定关系，但主要不是――由它的排列组合决定的，而是由那些“零件”的品质决定的。我们都知道，虽然任何一台机器都是由许多零件组成的，但决不是任何零件都能组装成一台机器。这当然与零件的“匹配性”有关，比如书里所有的描写、叙述，都与一个叫“鲤鱼川”的地方相关，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些零件的品质。具体说，就是它们的生活质感。
在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中，不仅是散文，也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等，普遍正在日益丧失生活的质感。举例来说，一篇出自名家（多次鲁奖获得者）之手并得到广泛好评的小说，写了一个发生于“文革”期间的普通人的悲剧，这悲剧的发生，源于一次偶然性的时间误差，而这误差的发生又源于主人公忘了及时给电子钟换电池。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普通人家根本不可能有电子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不是。只要把它改成忘了给机械钟上发条，就全解决了。可是作家就这样写了，编辑就这样发稿了，刊物就这样登了，选刊就这样转了，批评家就这样给予好评了。当然，对于生活质感来说，这只是“入门级”的标准，不出这种差错，并不能保证必定具有生活的质感，但是如果连这都弄错了，生活的质感肯定荡然无存。正是在这种文学不断丧失掉生活质感的时候，《鲤鱼川随记》却以它鲜明、强烈的生活质感呈现在我们面前，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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