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让人心头一震。
近一段时间以来,富士康员工的若干“连跳”,将“自杀”这一沉重的话题,无可回避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个风华正茂的生命由此戛然而止,更是令人扼腕
痛惜。
逝者长已,但他们逝去的方式足令生者深思。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相关专家对自杀现象做多重角度的解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进而对生命多一分珍视,对他人多一分关爱。
我们同时期望,所有人将爱心付诸行动――让每一个心灵都远离痛苦挣扎,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快乐从容。
青春年华本应是朝气蓬勃、绚烂美好的,然而富士康的十个员工却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选择极端方式?该如何预防此类事情发生?本报记者今天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张建新心情沉重,条分缕析。
记者:富士康为什么会出现连续自杀现象?
张建新:我想,所有人都会为出在富士康的连续悲剧而感到悲痛。在没有接触更多富士康的资料之前,仅凭媒体报道尚无法作出精确判断。这里我只讲讲前人的研究。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自杀率较高的两个年龄高峰,一个为17岁至29岁,一个为60岁以上。在这两个年龄阶段,个人的心理波动和改变都比较大。17岁至29岁,人的自我意识增强,开始独立地审视世界和自我,同时又要完成融入社会、找到自我社会定位的过程。而60岁以后,人的身体和心理功能逐渐弱化,也开始慢慢退出工作、退出社会。因此,心理平衡和社会适应就变得尤其重要。如果个人在此期间能够得到良好的外部资源和社会支持,则非常有利于渡过自杀的高危年龄阶段。
在富士康事件中,自杀者均属于前一个年龄阶段。这些孩子背井离乡、远离亲朋好友,来到深圳打工,缺乏了必要的社会支持,而周围环境又与家乡差别巨大,必定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而此时,如果他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自我没有成熟到足以应对周围环境的巨变,同时企业的小环境又不能提供足够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他们之中少数人就可能因为无助感和绝望情绪而选择轻生的极端行为。
就人类个体而言,自杀可粗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适应不良。简单地说就是个体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应对外界的要求和压力,与其无能为力、痛苦而生,不如轻生逃避;另一种则为过度适应,与上述情况相反,个人有一套过高、完美主义的理想和自我人生设计,当他发现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自己又无力改变时,也可能会为自己的理想而轻生。我个人判断,富士康自杀者可能多属前者。
如果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只把员工当成机械、当成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认为他们只是贩卖劳动力的下等人,只有赤裸裸的管理条例和上下级关系,缺乏人文关怀,没有沟通渠道和氛围,使这些年轻人的苦闷、彷徨、压抑等负面情绪无法得以宣泄和消解,就有可能导致悲剧发生。
记者:美国金门大桥曾是“自杀圣地”,法国埃菲尔铁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饱受自杀者众多的困扰。富士康的“十连跳”有没有互相影响的因素?
张建新:前一两起自杀悲剧发生后,我相信口口相传的舆论可能不仅对自杀者报以同情,甚至可能会认为他们以这种方式唤起了政府和社会对具有相同命运人们的关注,因而许多评价缺乏劝戒。这样的评价有可能促使同一处境的人进行效仿,以这种方式来提高被他人严重打压的自我尊严。获得尊严和体面或许是他们最基本的诉求。
记者:悲剧发生后,富士康请来高僧做法事,并在公司内部建立了发泄室。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
张建新:我认为,目前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式,就是向企业派驻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组成第三方专家组。据报道,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已联合组成专题调查组进入富士康。这一调查组不能代替专家团队。专家团队介入后,一方面可安抚自杀者们的诸多年轻同事,另一方可从中立、客观的立场对事件进行科学解读,为富士康也为同类企业,甚至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血的教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公司自己的专家团队或许无法像第三方专家一样,能够客观地分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自杀有生物学方面的原因,也存在于动物界。但人类的自杀行为是不是更应从心理、社会诸多角度去分析和寻求解决之道?
张建新:自杀当然可以从人的生物属性进行分析,但人的社会属性提醒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各类组织和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们说过,人的心理健康受到复杂社会环境的影响。贫富差距的扩大、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评价体系的偏差、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当今社会需要我们进行反思的问题很多。比如,这些年来社会对于成功者的评价似乎越来越单一化、越来越量化。成功的成年人该是如何?有钱就是成功吗?对于孩子来说,成功又是什么?分数高就是成功吗?在模糊的评价体系中,传统中的仁义礼智信,现代化中的平等、公正、和谐,以及遵守整个社会道德规范、法律制度等,统统放在了价值体系靠后的位置。其实,什么是成功?人的一生中做了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事,把这些事做好,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成功。
行为遗传学中有个平衡公式,世界上所有的生命现象,包括动物、人类等,在历史的大尺度上存在一个平衡点。在某些时段内生命现象低落,如自杀、疾病、死亡等的情况增多,则说明此一阶段社会规律、而非生物规律在发挥着重大作用。按照这个平衡理论,我国社会当今极端事件似乎多了一些。自杀等现象频繁出现,恐怕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更可能是社会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理比老一代变得脆弱了,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该问,现在的社会压力是不是比过去也增加了很多?保障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心理学工作者的责任,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
(本报北京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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