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1956年生,安徽合肥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
席专家,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2部,其中,代表作为《杨耕集》《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先后获国家级奖6项。
我的专业、职业和事业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之所以如此“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看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使命意识。以“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以实现人类解放、“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我们展示出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这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当然,我注意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持久而激烈。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地变换中,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于是,我开始重读马克思,并企望走近马克思。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我以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贡献;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为什么在当代“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德里达语)。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验到哲学家们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壮之美;我的脑海映现出一个多维视界中的马克思,我深深地理解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之际,马克思为什么被人们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重读马克思,使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传统哲学,并把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换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探讨引导着马克思探讨人的生存本体,这就使哲学从聚焦宇宙本体转向聚焦人的生存本体;对人的生存本体的探讨又引导着马克思探讨如何改变世界,这又使哲学从重在“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重在“改变世界何以可能”。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便终结了传统哲学,开创了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
重读马克思,使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人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的,因此,实践构成了人的特殊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同时,实践是自在世界与属人世界分化与统一的根本途径和现实基础,人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人类世界是实践的存在。因此,“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语)。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使本体论从“天上”来到“人间”,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从而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使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
重读马克思,使我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要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必须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实践观为基础去探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一个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语)。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内含着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内含着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批判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由此,我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这一命题的深刻内涵了。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维多利亚时代”,距今150年,已经“过时”。这是“傲慢与偏见”,而且是一种无端的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正是由于所关注和解答的问题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应当也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转换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把矛盾变成阴阳、规律变成道、物质变成气……只能是语言游戏;更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迎合中国传统哲学,用中国传统哲学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迎合和“化”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心化”。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现实中的问题,并使现实中的问题上升为哲学中的问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否则,就难以中国化。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应该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在我看来,哲学的论证方式是抽象的,哲学的问题却是现实的。即使表面上看来荒诞不经、信奉“语言游戏论”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理论反映。哲学应该由人间升到“天国”,即进入纯概念领域,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又必须由“天国”降到人间,直面现实问题,否则,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变成一种“文本学”研究,相反,我们应当结合现实研究“文本”,并把现实中的问题创造性地转换为哲学中的问题,从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哲学问题总是关于“人生在世”的大问题,探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关系之思,反思你、我、他的人与社会关系之析,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关系之辨,熔铸着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的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的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迷”的深层理解和把握。世界观就是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世界观。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哲学并不神秘,离人并非遥远,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人们当然不是按照哲学去生活,但生活中确实有哲学。哲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与死、福与祸、理与欲、成与败、荣与辱、善与恶……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哲学问题,而哲学恰恰能使我们从这些对立中看到同一,从同一中看到对立,从肯定中看到否定,从有限中看到无限……哲学总是以反思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和超越的情怀理解生活、把握人生。今天,哲学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我的人生的“最高支撑点”,构成了我的“安身立命”之根和“安心立命”之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