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之贤哲中，王夫之是一个自觉地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观察社会、认识历史的人。他说：“盖尝上推数千年中国之治乱以迄于今，凡三变矣。”（《读通鉴论・叙论一》）是哪三变呢？“天地之数，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变，千五百年而大变。由轩辕迄桀千五百年，禅让之消，放伐变之。由成汤迄汉千五百年，封建之消，离
王夫之认为，禅让时代的君主之位不是靠暴力而是由人们推举的，是人们按照品德威望的高低以民主的形式推举出来的，王位的传承是以贤传贤，于是形成一代代的禅让制度。“五帝、三王之大统”的相互禅让是这个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公天下的表现。“时则上古，人则圣人，在位者则皋、夔、稷、契，而后舜、禹之受禅，天下归心焉。”（《读通鉴论》卷三十）公天下的时代物资贫乏、文明程度很低，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即便轩辕之后，也是“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rr??，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船山全书》第十二册《思问录・外篇》）。在成汤立国以后，中国开始由公天下向私天下或家天下转变，封诸侯，建藩国，行世袭，食采邑，确立了封建制度。“封建之天下，天子仅有其千里之畿，且县内之卿士大夫分以为禄田也；诸侯仅有其国也，且大夫士分以为禄田也。”（《读通鉴论》卷五）建立在宗法制度下的国家政权，按照宗法血缘关系的亲亲尊尊原则，分封子孙后代，共同拱卫天子。王夫之将商王朝作为封建之始，而不是夏，是因为他所能接触的上古社会的资料非常缺乏，但他能够抓住“封建”这一本质特点，是值得肯定的。秦汉以后，中国历史再次发生变化，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吏选举代替世袭，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代替分封的天下共主制，“郡县之天下，统中夏于一王”（《读通鉴论》卷三），天下国家在一离一合、一治一乱之中变化，王夫之称之为离合社会。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一治一乱，亦即一离一合，“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乱，汉、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离，唐、宋之合而已”（《读通鉴论》卷十六）。由南宋末蒙古族入主中原以降，中国历史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替统治中变化，王夫之称之为纯杂社会。“靖康之祸，延乎蒙古，凡二百余年，至洪武而始定。”（《读通鉴论》卷十一）其后则是清入关灭大顺政权，继明统治天下。一纯一杂，相互交替。“夷狄之势，一盛一衰，必然之数也。”（《读通鉴论》卷二十）
王夫之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长久的，都会发生演变，最终被新的社会所取代。社会之变首先发生在其内部，是一种渐变，由渐变的积累最终形成质变、巨变，巨变造成社会的根本转变。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四大阶段共发生了三大巨变，每次巨变的结果都是前一种制度的消亡，后一种制度的诞生，于是，他得出了三变三消的历史认识。在禅让制的末期，社会开始发生质变，由于争夺引起“放伐之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变。“放伐”，指的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天下大乱，战乱不休。在第一变之后，公天下开始向私天下转变，禅让向世袭转变，也即禅让制度消亡，封建制度兴起。在封建制阶段，政权是通过暴力夺权建立起来的。他所说的“封建”，是指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全面推行分封采邑制，封诸侯、建藩国，世禄世卿世袭世官。但封建社会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的内部发生了“离合之变”，特别是在“封建”后期，中国社会发生又一次巨变。王夫之说：“封建之尽革，天地之大变也。”（《读通鉴论》卷二）秦汉以后，废封建、行郡县，历史进入第三阶段，从秦汉开始到南宋末年，中国历史就是在一治一乱、一离一合之中发展。“六国离，而秦苟合以及汉，三国离，而晋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离，而隋苟合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读通鉴论・叙论一》）宋元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纯杂时代，亦即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交叉进行统治的时代。从蒙古建立的元朝到明清止，出现了蒙古族、汉族与满族对中原的交替统治。这个时代的主要变化是各种不同的民族进入中原，也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就是王夫之所称的“纯杂之变”。
王夫之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力图从中发现历史的演变规律。实际上，对人类自身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的探讨是很多历史学家追求的共同目标。中国古代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孟子的治乱循环说、宋人的离合说等等，但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属于历史循环说范畴，五德循环、治乱相承、离合相继，都没有走出循环论的怪圈。王夫之对这些循环论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了独具慧眼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尽管他的上述认识也有缺陷，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之前，王夫之的上述阶段论史观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历史认识的最高点，是他对史学认知的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湖南衡阳师范学院）
王夫之《大云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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