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冯蕾颜维琦
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编者按：今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八点意见，第一点中就提出，“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天，本报特邀三位收入分配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同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并提出应对之策。希望对读者了解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有所裨益。
收入分配，民生之源。近来，收入分配改革正在紧张酝酿之中。
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结构问题进行了密集调研。除了全国人大，近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都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就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展开调研。
6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解读《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时，重点谈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优化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改革的重点。”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
宋晓梧：应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10％最富的人占有45％的财富，10％最穷的人只占有1.4％的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45以上,肯定有失误之处。对于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我认为，最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要扭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17％、16％、12％。2000年后，这一比重略有上升，徘徊在12％-12.5％之间。再考虑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与改革初期相比，可以断定，普通职工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了。在一些地方，劳动者的工资，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曾出现过十几年不增长的局面。这种状况造成居民消费比重失衡，已经严重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投资与消费比例，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长远发展。
苏海南：当前的分配关系不合理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一不顺”。
两降，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1995年为 67.3%，2005 年降为54.1%，2007 年再降为50.6%，十二年间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16.7个百分点。二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四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3倍左右，而国际上许多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只有1倍左右。二是地区收入差距偏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仍呈现出继续拉大的趋势。三是行业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2008年，非农行业细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证券业，人均17.21万元，最低行业为畜牧业，人均1.083万元，二者相差15.93倍。四是群体之间薪酬差距迅速拉大。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与其他职位人员薪酬差距扩大，比如，少数金融企业高管薪酬是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0多倍，个别企业高管薪酬是社平工资的上千倍；居民收入最高组与最低组相差十多倍。
一不顺，就是组织层级之间、机关事业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一些地方下级行政机关工资水平高于上级行政机关；某些中型金融公司薪酬水平远高于金融大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单位，某些中小公司和集团公司下属单位薪酬水平高于大公司或其集团公司总部，出现薪酬水平倒挂现象；行政机关参考企业薪酬水平确定调整公务员工资的机制尚未建立，在有的地区公务员工资成为引领社会平均工资变动的指示器，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行惯例。
杨宜勇：衡量分配制度是否公平，最好的标准应该是基尼系数。1978年前我国分配制度是“一大二公”，基尼系数大概是0.18左右，非常公平，但没有效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生产领域进入市场经济，分配领域也就跟上了。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市场失灵或者市场机制不健全，公平就会被损害；公平的损害，可以使效率进一步降低。当前的问题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出现了混乱。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然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都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因此，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公平问题，主要是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结构，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扩大，同时适当压缩企业和国家的收入。我们希望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居民吃到更多的“蛋糕”。
发展方式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差距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宋晓梧：为什么我国会出现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严重失衡的现象？不少人认为，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结果。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我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政府主导，二是供大于求。
在政府主导的条件下，较长时间内各地注重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压低了劳动力成本。长期以户籍等手段行政性分割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大大压低了农民工的收入。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究其根源，还是政府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没有理顺。
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
苏海南:从深层次看，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一是尚未完全打破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助长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二是资源配置制度问题较多，原材料、能源动力、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生产经营收入来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三是对中小企业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贷款支持不力，支持和引导私营个体发展相关配套政策体系还未完善并落实，工会组织建设不够到位，影响了这些领域就业人员的收入提高；四是财政分灶吃饭等管理体制对机关事业单位执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形成很大制约。
杨宜勇：调整收入结构对于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意义重大。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对生产起到反作用，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共生的关系。生产好比做蛋糕，分配好比分蛋糕，收入分配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结构的一个方面，经济结构中生产性的结构决定分配结构，收入分配在经济结构中无论是时间还是序列都是比较靠后的。分配出了问题，大家很自然地要问，是不是生产出了问题。但是，生产是否存在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存在问题呢？要形成共识很难。因为这当中必然会有利益受损者和受益者。
苏海南：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做大“蛋糕”。其次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形成内需、投资、外贸协调推动经济发展的结构，减少和控制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领域劳动者收入的冲击；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调整城乡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家庭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促进实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正在酝酿
1、用财税措施“限高提低”
记者：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改变现在金字塔形的收入结构，形成纺锤性结构。但大家都希望改革是做加法，不做减法，涉及到自身利益就不愿意了。
宋晓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逐步向劳动者倾斜。政府应当运用财税等措施，切实扭转初次分配中财政收入增长、资本所得过高、劳动报酬下降的趋势，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应完善国有资本预算，规范国有企业分红。应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国企的利润分配。国有资本红利可用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或作为再分配基金用于扩大居民消费。同时，建立、完善并落实规范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如收入申报、财产登记、储蓄实名制度等。此外，强化对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政府部门的制度性约束和监督，从源头上抑制权钱交易带来的非法收入。
苏海南：应调控垄断行业和某些群体的过高收入。一是要收缴垄断行业企业的利润，征收资源占用税，从源头上控制其过高收入来源。二是要对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进行全口径调控，不但要调控工资，同时要调控工资外各种收入，包括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和企业年金等延期支付待遇等。三是要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或人工成本总额和工资水平或人均人工成本水平实行双重控制，对垄断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过当地职工工资平均水平2倍的，有关部门要把工资总额挂钩浮动的比例下调；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过当地职工工资平均水平3倍的，控制其工资不得增长。四是探索实行人工成本预算管理办法，根据行业投入产出分析测算核定一个合理的人工成本平均水平，以此进行控制。五是要抓好配套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垄断行业获取暴利问题。
杨宜勇：提低是效果最好的。包括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标准、最低退休金。现在，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很多都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者，希望提高个税起征点。其实，中国现在缴纳个税群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全国有8亿劳动力，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0%，而国外都是60%-70%的人缴纳个人所得税。从全体人民来讲，交税是向穷人转移支付。只有更多的人纳税才能去更好地保障社会结构底下的穷人。
2、强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记者：有专家强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点在企业。现在的情况是，企业自主决定职工收入水平，如何保证劳动报酬不被资本收益过分压低？
宋晓梧：资本拥有者与劳动者在财富方面的悬殊差别，以及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决定了普通劳动者如果一对一地谈判必然是弱势的。但劳动力的所有者如果组织起来，就能和雇主达成一定的平衡。今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对于我国尤为紧迫。如果我们能够调节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也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并缓解社会矛盾。
杨宜勇：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劳资双方共决、共创、共享企业财富。政府不能一味招商引资，只考虑资方诉求，也要维护劳工利益。当然，调整并不只是政府的事，需要全社会参与，企业、政府、个人都有责任。现在不少工人有“搭便车”的想法，不愿意主动参与，幸福要靠我们去争取、去创造，要靠工人自身的努力来改变。
3、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这几年不少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您怎么看各地政府的这一举动？
杨宜勇：应该说，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但涨幅和企业利润的增加不匹配。各省最低工资情况大概是占当地平均工资的20%到30%之间。中国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缔约国，该组织建议书是说最低工资要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40%-60%。所以，看最低工资是否合理不能直接看上涨的绝对数字，关键要看最低工资占当地平均工资的比例。
我们过去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国际竞争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竞争，一种是向下竞争。我们是采取向下竞争，就是低工资政策。但是现在，去年我国人均GDP大概到了3800美元，我们再去跟那些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竞争没有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提高最低工资也是倒逼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4、推动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记者：如何减少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收入？
苏海南：可以考虑征收资源占用税。同时，要认真落实打破垄断的各项措施，深化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逐步推动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以利于从根本上促进缩小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以减少行政收费和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逐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关系，加快省管县体制建设，为理顺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分配关系提供有利条件。
5、可考虑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记者：您此前提到，我国已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怎么理解？
苏海南：国外有关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目前，中国的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估计今后几年还能保持较快增速，而且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近4000美元，因此，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工作计划里，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如果“十二五”期间年均工资能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经过测算以后，不妨也可以提出这样的奋斗目标。但这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争大多数人收入有较大幅度增加。
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做大“蛋糕”，另一方面，我们更有责任分好“蛋糕”，努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老百姓有这个热切的期盼，因此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倍增”的安排，都是应该予以考虑并做出决策的。
◎链接:
什么是国民收入分配
国民收人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最终分配三个过程。
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包括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得报酬收入，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对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征收的生产税和进口税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企业在扣除其固定资产消耗和其他运营成本及税收后的净营业盈余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主要包括收入税、财产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其他转移收支。
最终分配: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最终分配到积累和消费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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