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词人考究
――《两宋词人丛考》成果简介
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宋词人丛考》（批准号为03BZW037），最终成果为《两宋词人丛考》。课题组成员有：王可喜、方星移、李欣、王星、叶烨。
宋代有词传世的作者共1493人，大约有一半的词人生平事迹历来都不清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词人连大致的生活年代都未能确定。词人生平事迹不清，势必影响到对其词史地位的界定，也影响到对词史进程的全面把握和了解。《两宋词人丛考》全面系统考证两宋词人的生平事迹，切实弄清了数十位词人生平和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对研究词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初著名隐士词人潘阆，历来事迹不详。这项成果不仅考证了他一生的主要行踪、与王禹?、柳开等著名作家交游唱和的时间地点，更考证了他先后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和至道三年（997）两度因卷入太宗和真宗的宫廷皇位之争而遭缉捕的过程，发前人未晓之秘。
北宋著名词人王观，生平事迹一向湮没无闻，家世更不清楚。这项成果从清嘉庆《如皋县志》中寻检出乃祖王载、乃父王惟清等人的墓志铭，从而弄清了王观的家世和籍贯，并考证了王观熙宁、元丰间历任江都县令、大理寺丞和因受贿而遭贬永州的详细经过，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等书所载王观事迹之误。
北宋诗僧仲殊，在当时词坛上影响甚大，但生平无考，这项成果考察了他的生平行事及与苏轼的交往友谊。他原为士子，因游荡不羁，为妻投毒羹中，几死，啖蜜而解，遂弃家为浮屠。出家后居苏、杭间。元丰五年（1082），仲殊作《减字木兰花・李公麟〈山阴图〉》。元?四年（1089），苏轼自京赴杭州，途经苏州见仲殊，后二人多有唱和。绍圣四年（1097），仲殊作《陆河圣像院记》。崇宁间，自缢而死。
李光是南宋四名臣之一，诗词创作甚夥。其墓志不见宋人载籍。这项成果从清同治刊本《山阴天乐李氏宗谱》中觅得朱熹所撰《庄简公（李光）墓志》，据此佚文订正了《宋史・李光传》之阙失讹误，弄清了绍兴间迫害李光父子的那场文字狱的告密者正是李光的亲家陆升之。这有助于了解南宋初在秦桧淫威下无行文人的不良表现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又据宗谱考实了李光的世系，并解决了《全宋诗》没有解决的几位诗人（李光子孙）的生卒年。
南渡词人王以宁的生平事迹，历来无人注意，这项成果不仅推定了他的生卒年，还详细考证了他的生平仕履，挖掘出他投笔从戎、与金兵浴血奋战、曾生获战俘百余人的壮烈事迹，这对了解南渡初以“知兵名世”、“勇而有谋”的王以宁其人其词具有重要价值。
邓肃与张元，都是南宋初著名词人。今据明刻本邓肃文集所附《墓表》，参诸其他载籍，作《邓肃年谱》。邓肃一生，以上花石纲诗影响最大。徽宗曾在江南搜括奇花异石，建万岁山。落成时，群臣纷纷献诗庆贺。唯有太学生邓肃上诗讽刺，名震一时。邓肃因此而被逐出太学。然史载邓肃上诗的时间不一。今考定为宣和四年万岁山落成之时，解决了一历史疑案。
这项成果在考订词人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留意辑录宋人佚诗佚文，以补《全宋诗》和《全宋文》之未备，开拓文学史研究的资源。这项成果辑补了黄大临佚诗3首、佚名撰王观父祖墓志2篇、李光佚文1篇、张元干佚文2篇、张元干伯父张励佚文1篇、朱熹佚文1篇和佚名撰易祓墓志1篇。
经典诠释与理学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成果简介
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4XZX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经学与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促进经学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把经学与宋明理学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以揭示经学理学化的历史必然性、时代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包括前言、上下篇和结语，共分八章。前言部分论述何谓经学、宋学、理学及其相互关系，阐明研究思路和目的；上篇为通论，分为四章（第一章至第四章）；下篇为分论，亦分为四章（第五章至第八章）；结语部分总结经学理学化在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影响及其现代观照。
该成果的学术创新之处在于：
其一，系统地研究经学与理学的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经学与宋明理学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但对经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尚没有进行系统研究。《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在这方面则有了重大进展。
其二，揭示了经学与宋明理学关系的实质和在各个时期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从经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揭示了经学与宋明理学关系的实质是经学的哲学化，认为经学是理学的基础，理学是经学的哲理化，是经学发展的特殊形态和重要阶段；并深入论述了经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在宋、元、明各个时期、各理学家那里的表现。
其三，研究方法的创新，表现为从历史的视野和整体的观念出发，把经学与理学联系起来开展研究；把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有机结合起来，运用诠释学理论，系统考察了汉学与宋学经典诠释的不同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沟通。
其四，在谋篇布局上，既注意宏观把握、系统全面，又注意探赜索隐、深入专精，概念明白，目的清楚。面对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和流派、人物众多的思想史实，注意把理论分析、逻辑推理与思想史料充分结合起来，通过系统论证，全方位地探索了理学与汉唐经学、宋学与理学、理学与经学及经典、理学与“四书”系统和“六经”系统等之间的关系。
其五，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主义、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经学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观点，揭示了经学在宋明时期理学化的必然性、理学家由经学而理学的心路历程，明确指出理学在宋学的基础上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其中不乏新见。如在宋学和理学关系上，认为宋学的内涵大于理学，而理学又以宋学为基础，是宋学的哲理化；在经学与理学的关系上，认为理学是经学的哲学化，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对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理论研究之后，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并不缺乏认识论，等等。
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研究
――《董其昌书画美学与禅宗思想》成果简介
中共中央党校陈中浙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董其昌书画美学与禅宗思想》（项目批准号为06CZX023），最终成果为专著《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研究》。课题组成员有：蒲长春、王浩。
董其昌（1555-1636）是晚明四百年来对书画艺术领域影响最深的文人士大夫。他在书法上有“引禅入书”之说，在绘画上则借禅宗“南北宗”论对自唐以来的绘画史，进行了“南北”划分。这种艺术观点在四百年来的书画领域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研究》从四个部分研究了董其昌的书画美学与禅宗思想。
第一，分析董其昌为何引禅入书画。晚明正处在一个社会动荡和变革以及思想自由的时代，很多因素都促使书画家们对书画艺术的定位与责任有一个更理性的要求。董其昌站在历史和政治高度，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对传统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生发出一套既扎根于传统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书画更好地发挥其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另外，董其昌做出引禅入书画的举动，也有出于书画与禅宗关系发展的理论需要。
第二，分析董其昌如何引禅入书画。董其昌之所以引禅入书画，目的是希望借助禅宗之力更好地帮助书画发挥其社会作用与政治意义。在他看来，禅宗的“南北论”可以帮助其完成这番设想。董其昌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对当时绘画界的缺陷与弊病，如浙派放纵，院体画刻板，伪逸品画的粗糙与泛滥以及有关浙派与吴派孰高孰低的争论作了全面的清理。然后借助禅宗精神帮助当时的人们构建出一套正统的书画审美观，把隐含在历史当中的，例如，“以画为寄，以画为乐”、“大雅平淡，关乎神明”、“简易高人意”以及“作书最要泯没棱痕”等能促使人们向上（“善”）的、和睦相处的审美理想作了深度的挖掘。希望通过经他构建出来的书画艺术，使人们达到对“道”的感悟，从而把处于涣散中的社会重新恢复到有序的状态。
第三，分析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的具体表现。在晚明文艺界主张个性张扬、突出主体意识，以及与保守复古派交锋冲突的情况下，董其昌既非完全否定历史传统，也非一成不变地进行复古宣传。而是在充分遵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整套能充分发挥社会作用与政治意义的书画艺术。此外，今人向古人学习只是习书作画的第一步，最终还要继续以天地、造物为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集其大成，自出机轴”的成功之路。这是董其昌心目中的理想书画。而这样的书画家由于出入古人，历史感强，而且也深契宇宙天地之自然规律，其心态平和，行事讲规则，处身行事就会契合“天道”。这对促进社会和谐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而禅宗的成佛精神又恰恰能更好地帮助书画家完成社会赋予的这个责任与义务。但是董其昌也不是一个只知临摹而不懂得创新的书画家。他提出了“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观点，作为理解继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不二法门。
第四，分析董其昌引禅入书画产生的影响。董其昌拿禅宗思想比附书画，虽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对董其昌是否是山水画“南北宗”论的首倡者身份问题也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对于这一书画学术史上最大的公案，我们应该采取“参活句勿参死句”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的做法，不但提高了文人画在画史上的地位，扭转了明末清初画坛上的甜熟习气，而且对晚明之后山水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得到康熙、乾隆的大力推崇，董其昌一系书画开始从民间走进宫廷，直接参与政治，影响审美趣味。总之，董其昌对晚明以来的绘画影响巨大，这为人们重新认识绘画，选择师法对象，定位审美态度与艺术风格起到提供重要资讯与示范的作用。压题图片为董其昌的《泉光云影图》
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研究
――《中国诗经学史》成果简介
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诗经学史》（批准号为02BZW025），其最终成果为专著《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郭万金。
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其与其余四经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诗”与“经”的双重意义，同时又是与周代礼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周代礼乐文明的载体，也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产物。关于《诗经》的结集，众说纷纭。考之历史，参之经文，《诗经》在成书过程中，至少进行过三次重大编辑整理：第一次编辑在周宣王时，所结皆为典礼用诗，即所谓之“正经”部分；第二次编辑在平王时，所续主要为“变雅”及“三卫”；第三次为孔子手定，主要增“变风”部分与鲁、商二《颂》。
《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由文学而转向经学，这是《诗经》学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大转折，它经过了由“诗”而“经”而“经学”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赋诗言志”，即诗以文学的灵动性出现在会盟燕享的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是“诗”作为“文”的一面――“诗”可以使语言变得活泼灵动，使人变得文采飞扬，使庄重严肃的会盟燕享变得情趣盎然起来。这一时期的“断章赋诗”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把握了诗的品格，体现着诗之所以为诗的无限可阐释性。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演出了《诗》学史上最具灵性的一幕，也绘出了文学史上神采飞扬的一页。
《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诗”而升为“经”，并肩负起传承礼乐文化的使命，广泛地渗透于儒学理论架构的时代，即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创者是孔子。孔子所作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是对《诗》的重新编订。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因“三百篇”为孔圣亲裁，自然奉之为经。在《诗》升而为经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诗学诠释倾向，一种是以《诗》为理论根据与文化思想资源，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体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另一种是建构诗学理论，确定《诗》的经典意义。
第三个阶段是《诗》之经学研究启动并逐渐经术化，即周秦之际至西汉宣帝前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统一王朝确立与巩固的时期，中间经过了秦皇的焚书坑儒，因而这个时代较为复杂，其间可注意者有三，一是《诗》学诠释专著的出现，二是为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而进行的新的《诗》学诠释体系的构建，三是经学的经术化。
第四个阶段是经学的极盛与成熟，这主要指元、成之后的汉代经学。所谓“极盛”，主要表现在经学流派、讲经之风、著述之兴诸方面；所谓“成熟”，主要是以章句之学的昌兴为标志。
刘毓庆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通过对《诗经》经典化历程的深度阐释，大体梳理了中国主流文化精神的演变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中国文论与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过程；完成了《诗经》从文学到经学的历史勾勒，指出《诗经》虽因由文学向经学这一转变而丧失了其作为文学的鲜活与灵动，却获得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从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她作为经典文化体系的一分子，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界的孔子庙
――《世界孔子庙研究》成果简介
孔子研究院孔祥林研究馆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孔子庙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4BGJ022），最终成果为专著《世界的孔子庙》。课题组成员有：孔?。
中国是孔子庙的发源地，由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早在唐代孔子庙就输出到国外，逐渐遍布于朝鲜、越南、日本等近邻国家，散布于南洋和欧美诸国，成为世界性的庙宇。虽然孔子庙在大部分国家是推崇孔子思想的标志，是为满足崇德报功目的而建造的礼制庙宇，功能相同，但是由于各国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孔子庙的历史、规制、建筑形式、奉祀制度、祭祀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世界的孔子庙》探讨了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等国家和地区孔子庙的历史、制度和现状，研究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孔子庙或孔子纪念建筑的历史与现状，并就中、朝、越、日、琉孔子庙的庙学布局、孔子庙布局形式、建制和建筑制度、奉祀制度、祭祀制度等逐项进行了研究与比较，将孔子庙的研究由历史、建筑拓展到规制、奉祀、祭祀等制度层面，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世界孔子庙的著作。
这项成果研究分析了各国孔子庙的历史。中国孔子庙产生于战国，奠基于汉代，国学孔子庙产生于东晋，地方学校孔子庙发端于北齐，推行遍及全国于唐初，发展于宋代，消沉于辽、金、元，兴盛于明，鼎盛于清，衰落于清末，破坏于民国以降，复苏于改革开放。朝鲜半岛孔子庙新罗时期传入，高丽时期推广到地方，朝鲜时期达到鼎盛，日本占领时期开始衰落，朝鲜战争以后，韩国孔子庙复苏并进一步发展，北朝鲜则继续衰落。越南奉祀孔子庙的传入是在隶属于中国的唐朝，越南独立后的李朝始建国学孔子庙，陈朝推向地方，文庙普及在隶属明朝时期，发展在后黎朝，鼎盛在阮朝，衰败在外国入侵以后。日本孔子庙在白凤末年传入，奈良至平安前期第一次兴盛，镰仓至桃山时期沉寂，江户时期全盛，明治维新以来衰败。
这项成果就中国孔子庙历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一是最早的孔子庙是在孔子孙子子思去世后孔子已不能在家庙奉祀才将故宅改作庙宇而出现的，而此前学界认为孔子去世后就将孔子故居改建成孔子庙；二是中国最早的国学孔子庙是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建造的，此前学者多以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立孔子庙于京师”为京师建造孔子庙之始；三是考证太学未建孔子庙之前，太学祭祀孔子为“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在坛上进行祭祀；四是考证出第一所国立孔氏家庙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五是发现了最早出现的地方孔子庙；等等。
孔子庙是国家尊重传统思想文化和推崇孔子思想的象征，在外国建造的孔子庙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标志，也是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这项成果结合孔子思想的传播研究各国孔子庙的历史，既可以帮助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更可以为新时期如何扩大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提供参考和借鉴。
日本东京汤岛圣堂大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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