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来黄河上游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
――《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成果简介
青海社会科学院崔永红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
近几十年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特别是前几年黄河下游曾发生过多次断流。那么，历史上尤其是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情况怎么样？以往学术界对此研究得较少，《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课题，正是从当前这一学术研究需要出发来展开研究的。其中所指的黄河上游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只包括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与严格流域意义上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所不同。
这项成果认为，从历史事实看，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森林面积日益减少，各个时期虽也有护林、植树的举措，但毁林是主要的。毁林的原因主要有垦殖造田、建造采伐、薪炊采伐、贩售营利、战争需要等。黄河上游地区草原生态环境及植被曾发生过巨大的历史变迁，在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作用影响下，草原生态环境也逐渐由集中连片状被分割成斑块及条带状，其生态系统特征也逐渐在大气候的演变过程中大部分由中生性类型转向旱生性类型。人类活动加速了它的演化过程。开采煤、铁、水泥等矿产资源时，无论是露天开采还是井下开采，都有剥离表土和采矿废石废渣产生。采金行为也易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民国时期甘肃、青海、宁夏均兴办过近代工业，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大多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但其中的一部分行业如化学工业、造纸业等对生态环境有较大影响。农业垦殖活动依具体开垦地点的水、土、地形等自然条件之不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致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灌溉条件便利、宜农土层较厚、地形平坦之处垦殖，对生态环境一般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相反会有好的作用；第二种情况是开垦荒地的地点位于丘陵山地，因土地坡度较大而防范暴雨冲刷的措施又跟不上，则易于引起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甚为不利；第三种情况是所垦之地位于干旱多风的草原或荒滩，这里宜农土层较薄，草皮之下多黄沙，灌溉又不便利，在这样的地方开垦农田极易诱发土地沙漠化或荒漠化，对生态环境保护最为有害。黄河上游地区大面积天然草原植被被开垦以后，耕地增多，解决了好多人的吃饭问题，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和进步性，但与此同时，植被由原来的宿根性草被和多年生疏林、灌丛为易替性农作物代替，导致了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加剧了生态恶化。
这项成果认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系统脆弱的黄河上游地区并不适宜开展大规模的农业垦殖活动，当前和今后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垦殖活动必须慎而又慎，以免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再次造成破坏；要进一步遏制黄河上游生态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必须努力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要将人口城镇化与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积极调整人口布局；西部大开发必须借鉴明、清、民国时期经济开发的历史经验教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创新发展模式，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建设生态文明，继续大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尽快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这项成果不仅对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和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积累价值，而且对于当前国家有关决策的制定，对于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宣传、动员广大建设者自觉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图为黄河源头第一县青海玛多县，近年来这里的生态环境有所恢复。
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
――《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1949-2000）》成果简介
南京大学胡星亮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1949-2000）》（项目批准号为02BZW045），最终成果为专著《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1949-2000）》。
中国话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经过田汉、曹禺、夏衍、郭沫若等戏剧家的艰辛耕耘，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话剧趋于成熟并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展示独特的风姿魅力。进入当代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中国话剧在大陆、台湾、香港及澳门呈现出不同发展情形，但有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当代中国话剧已经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孤立发展，它必须与世界戏剧保持密切联系，融入世界戏剧潮流去丰富和壮大自己。
这项成果在梳理当代中外戏剧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中国当代话剧发展的三大根本问题：如何对外来戏剧影响进行基于主体选择的汲取和借鉴；如何对民族戏曲及文化传统进行现代阐释和创造性转化；如何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创造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话剧。其主要观点是：首先，中国话剧要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融入世界戏剧大潮进行艺术创造。封闭，必然导致戏剧的衰落；开放，才能促进戏剧的变革与繁荣。在任何情形下，当代中国话剧已经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孤立发展，它必须与世界戏剧保持密切联系，融入世界戏剧潮流去丰富和壮大自己。其次，融入世界戏剧现代化潮流的中国话剧又要用富于民族性的独特创造，与其他国家民族戏剧共同发展、丰富世界戏剧。再次，强调中外戏剧交流是由开放、对话而走向融合，并不是追求世界戏剧一体化。各国民族戏剧既要共同趋向世界戏剧现代化之潮流，又要保持艺术创造的主体性。中国话剧必须以其独特风貌参与世界戏剧、丰富世界戏剧。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鲁迅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使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独创的中国话剧真正成为人的戏剧、审美的戏剧。
这项成果第一次从当代中国戏剧与外国戏剧运动、理论思潮和创作的关系去阐明当代中国戏剧的形成与发展历史，阐明外国戏剧理论、思潮和创作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作出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论述当代中国戏剧在外国戏剧和民族戏曲影响下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这将会深化中国当代戏剧史和文学史的研究；而这项成果所体现出来的着眼现实的理论思考、开放的研究视野，以及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戏剧研究与文化研究、形式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形态，又将为当代中外比较文学史、比较艺术史的撰写提供尝试和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成果简介
青岛大学徐鹏绪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2BZW04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李广、赵连昌、王春宇、李强、逄锦波、孙晓玲、宁彩云。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试图在已有的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目前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出发，汲取我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借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以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设计一个能够包容现代文学各类文献的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并对已有现代文学文献的基本类型及重要文献的文献价值予以评述。
这项成果从发生学意义上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并总结其基本规律，综合运用文献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尝试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模式，即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大部分构成的文献学理论体系，以突破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史实考证为主的“实证”研究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以文献信息的技术操作与应用为主的“实用”研究的藩篱，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置于现代文化传播的视野中进行系统考察，赋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拓展文献学理论研究的维度和视野。从而结束现代文学文献工作长期以来停留在具体的史料整理、应用，在理论上则局限于方法论探讨的局面。这对于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推动中国现代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平等对话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都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
这项成果还力图设计一个现代文学文献的叙述研究框架，也就是现代文学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它需要包容现代文学学科各个层面上的重要文献，至少是现有文献的各种类型，并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关系，将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果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文献，是指从1917―1949年32年间所产生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新文学作品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级文献，或称原始文献、原典文献。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的文献，则除原典文献之外，还应包括对现代文学进行批评研究以及“研究之研究”的次级文献。因而，这项成果将现代文学文献传播过程中生成的各类次级文献――“研究文献”和“研究之研究文献”纳入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而且在原始文献中，十分重视作家生平史料研究，特设一编，专门介绍和评述作家的表谱、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不同的生平文献类型。这样，这项成果便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整理研究使用文献的方法、原始文献、“研究文献”和“研究之研究文献”等按照科学的逻辑关系，构建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文学文献谱系。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率先引进了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使学科获得新的生机，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但这一时期也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重论轻史”、唯新方法是尚的倾向，以致忽略、轻视对本学科基本文献的学习和掌握的浮躁学风。医治不良学风的根本措施，就是既要加强本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也要加强本学科的文献建设，二者不可偏废。因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和叙述框架的探索、研究和构建，对于促进本学科的健全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对于扭转浮薄不根的不良学风，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也是一种助力。
二十世纪世界民族问题
???――《二十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史鉴》成果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王建娥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史鉴》（项目批准号为01AMZ00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这项成果融民族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于一体，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以及理论观念上，都有所创新、突破，超越了传统的学科限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第一，视野和方法上的创新。该成果创建了一种既有社会学的方法也有历史学的眼界、从纷繁现象中发现共通本质、从哲学政治学的高度理解民族关系、探讨社会体制与民族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即把个别事件的描述置于整体历史结构的分析之中，寻找和发现个案发生的总的背景和深刻联系，在对历史局势和世界体系的总的理解中，研究和解释现代世界民族问题的世界性眼光。
该成果把民族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明确民族是一个在交往关系中产生的有自我意识的人们共同体的同时，强调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中的变化，以及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作者提醒人们注意区别那些在历史上形成的并且被现代民族国家囊括到领土之中、成为现代国家组成部分的那些民族与现代国家层次上的民族的区别。指出族际政治研究的民族及民族关系，在本质上是政治的；而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民族”，则侧重于文化现象的研究。二者的研究角度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这种从历史角度理解“什么是民族”的方法，以及从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出发理解现代民族及民族关系的视角，不仅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灵活运用，也正是将族际政治研究推向深入所需要的合适的视角和方法。这是本课题研究最有价值之处，是本课题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的地方。
第二，角度和内容上的创新。在取材和研究角度上，不是按地区和国家进行国别性的研究，而是选择了对20世纪族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观念、在处理族际关系上具有代表性和启迪意义的机制制度，以及令人震撼并影响深远、最能反映事情本质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
成果指出，民族冲突和种族冲突不是20世纪独有的现象，而是由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决定的。三种趋势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运动，其一是由新航路的发现和世界性的殖民运动所带来的世界性的劳动分工、市场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其二是现代世界的政治组织由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世界上的所有人口都在政治上被组织进了民族国家这个新的共同体之中，并在这种新的共同体中发生新的联系；其三是人民主权观念成长为现代性的政治理论并且成为世界性的政治规范。
成果解释了20世纪的民族冲突或种族冲突显得如此的密集、频繁和惨烈的原因，将其与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手段的全球性发展，国际社会中通行的政治原则和人权观念的全球性普及，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的阶段性运动内容和特点等联系起来。指出所有发生在这个世纪的民族矛盾和冲突，都与当代世界的基本组织形式――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附着在这一基本结构上的各种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联系，都与国家统治权以及由统治权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分配体系有深刻的联系。这些讨论使该课题超出了单纯的民族研究范围，而具有重新认识和解说现代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三，理论和观念上的创新。这项成果更多地关注和分析现代多民族国家和平解决民族冲突和民族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来源，当代世界各种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实践效果和历史影响，从中理解当代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问题的本质，反思族际政治的经验和教训。
成果着重讨论了如何通过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来调节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族际政治民主化的命题。作者表达了对未来族际政治发展方向的一种期冀，提出了多民族国家通过法律和制度安排，搭建起容纳平等的族际关系的政治框架，使各民族能够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决策、民主地协商公共事务，在国家共同体中发展自己的文化、繁荣自己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互信与合作，创造出各个民族对国家的高度认同的思路。并且对如何通过族际政治的民主建设建立民族间的政治互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使该研究同时也具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
图书情报事业和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未来
――《文献信息服务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成果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长著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献信息服务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项目批准号为05ATQ003），最终成果为专著《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与实践的发展趋势》。课题组成员有:霍国庆、周晓英、蒋颍、曾燕、时英、李广立。
这项成果通过分析网络环境中人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分析人们所认识和感受到的学科发展变化，为图书情报领域的从业人员和学者提供未来工作及研究的思路，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和管理参考。
网络时代，信息量剧增和信息载体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有了重大改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多年来作为知识保存中心和传播中心的图书馆的核心地位开始遭到削弱并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另一方面，以图书馆从业人员为代表的文献信息工作者们对自己职业的核心价值及其社会实现方式开始感到困惑。基于此，这项成果指出：
针对单个图书馆无力收集众多的数字和非数字资源，应加强图书馆与外界的合作，向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利用方式，以便于他们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各种信息。
针对信息资源提供者的改变，图书馆应重视生产和引进尽可能多的优质网络信息资源，包括书目信息、数据库及自建特色数字资源，同时，还应对包括网络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进行有序加工整理，并提供相应的良好服务。
针对用户知识获取习惯的改变，图书馆应相应调整馆藏结构。由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等图书馆购买或建设的数字资源和网上免费资源共同构成的虚拟馆藏与图书馆的纸本文献馆藏共同构成图书馆提供信息服务的基础。
针对现实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应相应改变。实践证明，网站服务、学科门户、虚拟参考、资源整合、机构记忆、后台专家系统、网络资源导航、个性化定制及信息推送等新的服务方式都是能够适应网络社会发展的信息获取及服务模式。
针对图书馆的功能变化，图书馆的概念正在从具体的形象中被抽象化，因此我们不应只是将图书馆与其物理建筑、建筑中的传统纸本资源以及管理这些资源的图书馆从业人员直接相联系，而要将图书馆与它在新时期的功能联系起来。
针对网络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也在不断地调适，务必改变仅仅面向图书馆和信息中心输送人才的传统，而是要面向变化的信息环境，以培养具有更广泛适应性的信息职业者。
该成果表明：未来的图书、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走向具有如下主要特点：①未来图书的主导形式将是多媒体，将会回归知识本体，趋向虚拟化、离散化，具备成长性，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可以说，未来的图书就是知识。②未来的图书馆将选择“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为社会履行知识管理职能，为大众提供知识导航服务。图书馆必须从知识入手，分析目标用户的知识需求，开展知识的收集、组织、存储、加工、传递、共享和应用指导等工作，促进组织和个人的发展；文献信息工作者要充分发挥多年来积累的优势，深入探索网络，把握和利用网络规律，提供有效的知识服务。③未来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将融入知识管理，其理论核心是通过促进知识流来实现知识的增值，为此，理论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包括知识生命周期问题，知识管理流程的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定制化、自动化和简洁化，知识管理流程与业务流程的协同，知识管理流程的信息技术支持和网络化运营，以及知识应用指导和知识价值实现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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