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对立面来了解研究对象
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Dr.MarcWinter（冬玛轲）
按照我的了解，中、西方很多关于清代思想史的研究受清末反满、五四运动影响很大，因此在分析清代儒家思想时往往只重视他们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清代名儒戴震在乾嘉学人当中被看做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书如《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被当作清代儒学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而戴震的学生和朋友段玉裁受到的重视比不上戴氏，他被划分为小学家，而不是哲学家。
在我的研究中，我试图寻找一种方法，以便在研究清代儒学的具体情况时避免受这种传统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势的影响。例如，我在研究清儒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时，为了不让自己的研究变成个人佩服的英雄研究，我注意使用江藩的学术对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中我想找到一种新的了解江藩的视角。我发现，戴震在清代学人眼里并不是哲学家而首先被看成为考证学家、校勘家。清代学术大师如钱大昕等人认为戴震的哲学著作不值得看，不如他的考证著作，戴震的哲学理论不够彻底，他的思想超不过宋代的理学大师。
段玉裁虽然编了戴氏的年谱并出版他的遗书，但是他没有承续戴震的哲学贡献。原因在于他认为戴氏的儒学理论没有说服力。同时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晚年已经发展了科学思想最基本的条件:决定自己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
段玉裁的废字研究对现代汉字规范化的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耀?
段玉裁是一位超时代、具有现代语言学视野的清代学者。他的《说文解字注》不单是为古书作注，而是通过疏解，直接分析当时行用的语言，他的成果更对现代语文工作有指导意义。
清代以来，对汉字的“定量、定形、定音、定序”的规范化，已开展了不少工作，如王筠《文字蒙求》。不过，随着电脑的普及，特别是ISO10646大型汉字字符集的出现，汉字规范化受到很大冲击。单靠控制这样的消极管理方式，已收效不大，因而段玉裁提出的“废字”理论值得重新审视。段玉裁分析《说文》，指出某一个字废而不用，被另一个字替代，不是禁止使用废字，而是通过例证、注释引导?人使用行用的字体。
面对现代电脑用字，我们不妨学习段玉裁的办法，为ISO10646全部汉字编写“属性字典”，再编成电脑程序，方便使用。香港增补字符集的“属性字典”已经开始编集，但香港增补字符集只是ISO 10646中的一个部分。这里建议我们不妨学习清代学者分工合作的精神――他们分别为古代语文学专著作注。全国各地的学者分工合作，把ISO10646全部汉字编订“属性字典”,订明废字,这对汉字规范化有重大意义，也是汉字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
段注《说文》的儒学传统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李建国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儒学昌明、大师辈出、著述如林的时期，乾嘉诸老秉承儒学传统，以复古为旗帜，以小学为津梁，应用科学方法，文理密察，研精覃思，使经史百家之学的研究达于极盛。就传统语言学而言，继古音学勃兴之后，因端推究，《说文》学复起，以附庸蔚成大国。当时治其学者有段、桂、王、朱四大家之目，而金坛段玉裁无疑为四大家之首；其所著《说文解字注》用力之勤、历时之久、成就之大、地位之高，亦为四家之冠。
段玉裁秉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信而好古，守道不渝，终身学习。他以经学为体，小学为用，数十年致力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著作《说文解字注》，述而不作，使《说文注》一举而为研治经史之学的训诂要典和研究古文字学的必备参考书。
段玉裁师承戴震“四体二用”的六书理论和“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方法，并加发挥，将音韵、文字、训诂、校勘、考证淹贯全书，自成一家之说。他先作长篇《说文解字读》，再由博返约，取精用宏，著成《说文注》，运用的统计学方法，是今日所谓量化分析的发端。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比例而知，发凡起例，此即归纳法和定性分析。至于因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字书经书贯穿证发，被称为“百家不易之法”，都是金声玉振、开拓创新的表征。
段注《说文》是传统字学研究的集大成，历代学人的研究为段氏铺就了成功的大道。中华学术文化根深蒂固，皆有本源，只有继承传统，面向世界，容纳新知，不断进取，才不致摇动根本，迷失方向。
段玉裁的理论建树：以《六书音韵表》为例
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鲁国尧
近十年来，研究清代中叶乾嘉学派的论著不少。这些论著在叙述、评论乾嘉学派或某些学者的成就时，往往指出这个学派或专家以文献考据为务，流于繁琐细碎，缺失明显。
其实，乾嘉学派的诸大师，成就辉煌，岂止是在史实或文字的考证方面？他们的论著也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光芒，他们也有可贵的理论建树。
以乾嘉大师段玉裁为例，他著论宏富，尤以《说文解字注》为著。在《说文解字注》书末，后附《六书音韵表》，此表就是段玉裁理论建树的有力证据。
《音韵表》是音韵学史、文字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此著五表相联，而又每表自立，或具“前言”，或列诸“说”。《音韵表》是段氏的“创新”。
《音韵表》之可贵在何处？答曰：在其诸“说”。全书共三十八“说”。
“说”有何贵处？答曰：“说”者，即今之所谓“理论”也。
段氏三十八“说”，放射出理论的光芒，其中有若干说尤为突出。“古十七部本音说”、“古十七部音变说”、“音韵随时代迁移说”都揭示了汉语语音不是固定不变的、僵死的，而是处于变动、发展、衍化中，这种语音发展观在彼时委实难能可贵。“古四声说”也指出了“古四声不同今”，“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段玉裁在论及古韵的分合时说：“知其分而后知其合，知其合而后愈知其分。”这种辩证观点具有更高的理论意义，颠扑不破之论也。
段玉裁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贡献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吴根友
由戴震建立的乾嘉学术“范式”的精神纲领是：其一，经学研究必以“求道”为最终旨归。其二，“求道”的方法大抵上分成两大途径：
（1）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这是语言哲学的路径。
（2）通过对古代典章制度、名物、数度、历律等古典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以把握六经之中的道。这是“知识考古学”的途径。
两条途径共同表现出一种新的学术精神，即“人文实证主义”的哲学精神，也即乾嘉学者自己所说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段玉裁是戴震的弟子，他将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一般语言哲学思想，深化、细化为“由字音通字义，由字义再通道”，以及“寻求本字”的语言学的哲学思考；而且还重视发掘汉人训诂学的原则，重视对语言学规则的总结，从而为正确地解经提供更加精准的新工具。78岁的段玉裁在写《十经斋记》一文时，对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四者三致其意，自称对此四者“不敢以老自懈”。在我看来，他对于名物、训诂、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的是“求是”精神，而对于“民情物理”的关心，主要表达了“求道”的理想。就其学术路线与学术精神而言，段玉裁的学术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求是中求道”，而以“求是”为核心。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语文词典编纂的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姚小平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并非一部寻常意义的注释，其贡献不仅在于归纳并揭示许慎《说文解字》的义例，更在于发《说文》原书所未发。段注对同义和反义的说明，对本义和引申义的阐述，对泛言和析言的区分，以及判别古今用字，辨析古今意义，通过书证实例求释字义等，都先行于日后的中国语文词典。如现代词典于释义外还会提供反义字词，帮助学习者理解并系统掌握词汇。此法实已见于段注，称为某字“之反”、“反对”或“对”。例如《说文》：“凶，恶也。”段注：“凶者，吉之反。”
凡遇字词理据不详，没有判断的把握，许慎便坦言“阙”。碰到疑难以“阙”作答，似出无奈，但“阙”其实也是一种训释法，或处理问题的策略。许慎修毕《说文》，撰序述感，自云“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但终究无法处处释解明白，故只得“闻疑载疑”，“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段注秉承了《说文》的实证精神，自然也就接过了以阙代释之法。如《说文》：“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段注：“按许云六寸，《汉书》注作五寸，未知孰是。”五寸、六寸，皆有可能，段注于此处存疑，为日后考古发现预留了空间。现代语文词典里，以阙代释的做法几已绝迹。我们失去了一种处理字词的方法，同时也失去了一种几乎与中国学问一样古老的问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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