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法国发展哲学家佩鲁受联合国委托,推出《新发展观》一书以来,新发展主义便很快发展为一种强劲的社会思潮。新发展主义思潮所直面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发达
首先,该书将东亚新发展主义的理论及实践置于近代以来世界社会发展理论的谱系当中,构建了社会发展理论的新体系。作者认为,从时间序列考察社会发展理论演进的轨迹,我们会发现一条较为清晰的由“古典发展理论”,中经“发展主义”而达至“新发展主义”的一条大体上保持前后相续、相互衔接的理论演进图式。20世纪晚期兴起的“新发展主义”思潮,使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不再是“发展”,相反,对“发展”的反思却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在一段时间里,学界谈及新发展主义,往往惟欧美学界之马首是瞻,忽略了非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而本书则将东亚新发展主义置于世界发展理论谱系之内展开全面的分析探讨,拓展了学界对新发展主义的理解。
其次,作者以东亚为例,探讨了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复杂的互动关系。认为在“发展主义”理论体系中,“传统”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阻力”而非“动力”,因此,采取毁弃传统的激进主义方略,是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在东亚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为现代化推进开路,又能寻到高扬传统背景下的现代化快速发展,而且,“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在此方面东亚国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再次,作者以空间理论为视角,探讨了战后日本社会空间的重组和变异。作者认为,20世纪晚期社会发展模式理论研究最具新意的转向应首推“社会空间”研究之勃兴,为我们分析理解当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由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引发的人类社会剧烈变迁,不仅表现为科技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而且还往往表现为空间的重组和变异。为此,本书从地域社会学角度对日本20世纪晚期的“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扑朔迷离的空间变异,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标本。
第四,作者还探讨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自觉”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影响。认为以20世纪最后十年为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值得我们特殊关注的“转向”是“文化自觉”思潮的发生。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队伍,开始不满足于单纯地模仿和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及方法来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转而希望对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展开彻底的反思和批判,以建立起一套经过创造性转换的新的社会理论的解释系统。这便是费老所说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找回传统”,并赋予传统以现代意义,它标志着当代社会发展模式理论研究实现了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转向。与战后以来西方理论主导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进程和演进趋向不同,非西方国家开始努力将自身的社会发展植根于本土,形成了一些具有民族文化自主性的社会发展理论流派。这使得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模式的“自我选择”能力空前提高。
《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在对战后东亚社会发展进行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探寻了“东亚奇迹”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缘由,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抽象概括出一个足以说明东亚战后以来持续快速发展的理论解释体系,从而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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