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成长

编者按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台湾“孔孟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0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日前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儒学的核心价值”等论题展开为期两天的讨论。应主办方之邀，孙震先生在开幕式上就儒家传统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

孙震先生简介

孙震，1934年生，山东省平度县人。台湾大学经济系与经济研究所毕业，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台湾新竹工业研究院董事长等；现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台湾“中华企业伦理教育协进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主要著作有《总体经济理论》、《成长与稳定的奥秘》、《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台湾经济自由化历程》等。

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我们国家陷入危机，你自己却弄到四亿八千万美元。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这样算公平吗？”

一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讲习会上遇见一位先生,他对我说:“你来谈经济,我来讲道德。”道德是君子立身处世之本,当然优先于经济,可惜这些年全世界经济挂帅,道德沉沦,令人忧心。就以刚刚过去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而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一月二十日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当前经济的困境是由于很多人“贪婪和不负责任”。

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重视伦理不重视财富,所以现代经济成长不出现于中国,资本主义重视财富而不重视伦理,所以经济成长发生很多弊端。这话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也颇符合历史的现实。如果我们将现代经济制度加上伦理,则经济发展一定会有更好的成就。这也是儒学对当前世界可以产生的重大贡献。

二

我想先谈谈儒家对财富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而是应分成三方面,就是人民、政府官员和儒者自己。

对人民而言,财富当然重要。孔子适卫,看到卫国人口众多,曰:“富矣哉!”弟子冉有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使人民富裕是重要的施政目标。财富对人民重要,政府负责任的高官当然要重视,但应重视的是增加人民的财富,不是聚敛政府和自己的财富。《大学》:“德之本业,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所以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很生气,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至于对儒者而言,财富虽好,但必须符合原则才接受,否则宁愿没有财富,因为人生还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价值。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门高弟“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和匿居乡野“不厌糟糠”的原宪。

在孔子的时代,农耕是所得的主要来源,所得积累而为财富。当时人力相对于土地稀少,所以各国招徕人口以辟土地,增加生产。当时虽然也有工商业,但是还没有现代生产的观念。生产是经济价值的创造。一切经济价值,甚至一切价值(包括非经济价值),来自人欲望的满足。欲望满足产生效用,效用产生价值。农业和工业固然创造了新增的经济价值,现在叫做“附加价值”(addedvalue),商业改变商品供给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效用提高,价值增加,同样创造了价值。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要等两千多年大家才明白。我们中国多年来轻商,因为不知道商业是生产性的。在西方,重农主义以为只有地里长出粮食才是生产,重商主义以为经由对外贸易,赚到金银财宝才是生产,直到18世纪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出来,才知道劳力所生产供我们享用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是财富。再后来,才知道这些必须品和便利品是因为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愿意花钱去买,才产生价值。

一国的生产能量,最后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技术条件。国人追求财富的努力,以及引导国家精英人才追逐财富,可能导致创新,使技术水准提升,国家所能产生的总生产量增加,但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使总生产量与人均产量或所得持续不断增加,是现代技术研发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现代经济成长”，因此，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不顾技术条件的限制,对财富过分热衷,不但使个人更不满足,而且引起社会争夺不安,以致伦理不容易维持。

虽然孔子博学多能,“多能鄙事”又懂得各种技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有人知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更不用说技术进步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论语》樊迟请学稼,孔子说他不如老农,请学圃,他说不如老圃,孔子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乐教化。《论语》有另外一段故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自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成就德才兼备的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机会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为百姓谋福利,没有机会就独善其身,凭着高洁的人格和丰厚的学养,一样可以自得其乐,活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人生还有比财富(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价值。

最近恰好读过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三章《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pp．43-58),让我引用余先生的高见,在这里补充一下。余先生认为:大体来说,自汉至宋,儒学思想对商业与商人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对于子弟经商只给予维持衣食无虞的最低限度。明代的王阳明虽然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但又说治生“不可以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只有“调停得心体无累”,我猜想就是对金钱不放在心上,才能“不害其为圣为贤”。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使赚钱合于“道”,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觉得并不是只有“治国平天下”才有贡献,商人一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2001年我在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看到一副对联: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商人一样有高洁的人格。“山陕会馆”位于古运河之畔,为清初山陕商人所建,正殿供奉关圣帝君,关羽忠义诚信正是正派商人仰望的典型。

三

说到资本主义,大家可能立刻想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位理论大师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一句名言: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利益更有效。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调和说。

为什么追求自利可以达成公益?在什么条件下追求自利才可达成共益?难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欺骗,也可以达成共益吗?当然不是!斯密是苏格兰格拉斯高(Glasgow)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当时伦理学和经济学都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让我们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由此引申出“审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为什么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成为美德?因为人要生存发展,不能不有一点物质财富,而人在社会中需要被认同、被肯定,有一点地位和影响力,觉得活着有意义。难道不能照顾自己由别人照顾自己才算美德吗?利他出于同情,看到别人幸福感到欣慰,看到别人不幸感到悲哀,由此引申出公平的美德(th e v irtu e o f ju stice )和仁慈的美德。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别人的利益。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利己之心强烈,利他之心薄弱,这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所以，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真是颠覆了传统的想法。

在利他的美德中,公平是积极的义务,必须要求;仁慈是非积极的义务,只能期待。社会如能进入仁慈的境界,当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才能和谐无争,使社会在安定和秩序中产生效率。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如果未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则唯有为社会创造了新增的利益,自己才可能得到利益,而他所创造的利益,才是社会净增加的利益。

任何生产事业,不论工业和商业,必须为社会创造增加的价值,自己才能从中取得一部分作为利润。市场上的竞争汰弱存强,使社会有限的资源流入效率最高因而利润最大的事业,使所有生产事业创造的总产值最多。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想着如何利他,如何对社会有贡献,只要努力而又公平无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有效成就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说,我们得到晚餐,并非由于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这是何等简单有效的机制,不过如果生产者和享用者都存着感恩的心,社会就更美好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使经济持续增长,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就是17世纪于欧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和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提升了生产技术的水准,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技术取得持续进步的可能性。有持续不断的进步,才有持续不断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现代经济成长”。这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经说:中国虽然富有,但却没有进步(成长)。

斯密所说的公平近似儒学所说的义。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维持公平的原则,犹如明代士人“弃儒入贾”所强调的“以义制利”。不过务实的亚当・斯密对人的利他意志并不是很有信心,他宁愿让市场发挥公平的作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论购买原材料,出售货物或劳务、借钱、租房子、聘雇员工、都各有其市场决定买卖双方都接受的价格。不过问题是,市场不是都公正可靠；市场有时候被垄断或操纵。我们如果太鼓励追求自利,有时候会牺牲公平。所以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让利牵着鼻子走,以致侵犯到别人的利益,当然会引起怨恨,甚至发生冲突，让大家都受到伤害。

此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资源耗竭的问题,在斯密的时代尚未受到重视,然而，孟子已经注意到了。孟子强调不能“竭泽而渔”,也就是缺少所有权的公共财富使用问题。由于无人主张所有权,所以缺少市场和价格节制,只有靠伦理或外在的规范来约束。

四

按照亚当・斯密人生三美德的说法,财富可称为经济价值,地位和名声可称为社会价值,合称世俗价值,公平和仁慈可称为伦理价值。

人的行为一方面受价值引导,一方面受规范约束。社会的价值系统(valu e sy ste m )如果对各种价值有平衡的安排,使社会分子在追求功名利禄、世俗价值同时也重视伦理价值,社会就可以在富裕进步中，维持和谐,增进幸福。

然而，在当前全世界热衷于追求快速经济成长的文化中,经济成就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经济价值高于一切,伦理价值日愈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追求财富,不择手段,弊端就会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形下,自利不能充分达成公益的目的,利润也不能完全反映对社会的贡献,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众院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主席魏克曼(HenryWaxman)责问雷曼执行长傅德(Richard Fuld)说:“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我们国家陷入危机,你自己却弄到四亿八千万美元。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这样算公平吗?”

2001年12月安隆案爆发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迅速通过沙宾法(Sarbanes-OxleyAct),加强公司和外部监督。企业经营是否从此可以弊绝风清?答案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美国麻州理工学院的梭罗(LesterThurow)教授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些为了防范弊端发生所设计法规,就像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的将军,这些法规如果存在,今天的弊端就不会发生,但不防止明天的弊端,因为明天的弊端会从新的漏洞出现。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外来法规的节制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心对伦理价值的坚持,让我们有所不为。这正是儒家思想对当前这个功利社会能够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