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中国沿海出口制造业中心省份的一些合资企业,发生了数起因中方工人不满薪酬待遇而引发的停工事件,引起西方媒体的浓厚兴趣和长篇累牍的报道,其中不乏一些长期热衷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西方媒体。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工人权益保护不力,是下大力气改善中国工人待遇的时候了。也有评
为保障工人权益,中国政府一直从制度和法律上做出了积极努力,近年来更是加大了工作力度。2008年推出了《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必须通过法定合同确保工人权益。自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以来,全国各省区均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2004年至2006年,各省区市平均调整了1.9次。2007年和2008年,分别有29个和2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随着经济回升向好,大多数主要制造业中心省份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生产了中国三分之一出口产品的广东省于今年3月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20%。截至今年6月份,江苏、浙江和上海等14个省市分别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12.2%至28.9%。中国政府为维护工人权益所做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工人薪资水平不高,这既是由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较低的历史和现状决定的,也反映出现有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格局的不公平、不合理。众所周知,作为现有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主导者,西方跨国公司长期把持着产品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赚取了国际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更有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一再压低处于产业链末端“打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据测算,在中国主要出口产品的零售价格中,劳动力成本仅占5%甚至更低。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下游企业只能忍气吞声地“出大力,挣小钱”,直接导致工人的待遇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由此可见,改善出口制造业工人待遇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让中国政府承担“维权不力”的罪名,确实比窦娥还冤。
近年来,涨薪潮正在越来越多向倚重出口制造业发展的新兴国家蔓延。越南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后的替代国家,但也是给工人提高最低工资次数最多的国家,7年间共6次上调工资。在印度、土耳其等近年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要求外国投资者改善本地工人福利待遇的呼声亦不断上升。对于习惯低工资、无罢工的外国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依靠产业转移来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和“投资天堂”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政府一直在为中外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不断创造公平、透明的环境。西方跨国公司更需要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改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对下游企业适当让利,着力改善基层工人的福利待遇。这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塑造良好形象的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动机,但其受制于人的弊端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更加凸显。后危机时代,中国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注重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升级转型,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人和提高中国产业工人待遇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