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
武力在《从二百年的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应该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中去看，应该放到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被卷入资本主义
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晁福林在《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刊于《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与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早在周公之前，“以史为鉴”的思想就有了萌芽，上古先民规避祸灾的行为是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意识，经夏商两代直到周初，才臻于完善。周代的鉴戒观念，包括“以天为鉴”和“以事为鉴”等方面，到了“以史为鉴”，方可谓大成。“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对于历史进行改铸与剪裁，这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结果。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许纪霖在《“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刊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识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明清时期杭州的文人治生
徐永斌在《明清时期杭州的文人治生》（刊于《安徽史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明清时期，杭州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治生或者经商，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这些文人治生的途径和手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授徒、谋职于书院、卖文、出售书画、刻书、医卜、游幕、业农、经商等方面。他们多根据自身的特点、条件，采用一种或者两种乃至多种治生手段，以达到自己的治生目的。促使他们从事治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因家贫、厌倦或失意于科举仕途、去职后生活所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