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以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先后启动《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中国节日志》、《巴蜀全书》、《子海整理与研究》、《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等一批大型文化研究项目,将其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予以资助,旨在组织全国相关领域
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发掘和保护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本版专题介绍上述项目。
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宝生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整合院内一些研究所中与梵文相关的学科研究人员,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实施这个项目。我们之所以勇于承担这个项目,是基于对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的认识。
梵文是印度古代通用语言。印度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梵文文献和古汉语文献一样是留给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和印度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汉地,译经活动随之开始,自东汉至宋代,历时千余年。同样,佛教自7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译经活动持续至17世纪,也历时千余年。佛教在印度本土于12世纪消亡,大量的梵文佛经也随之流失。而中国却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有卷帙浩繁的佛经汉译本和藏译本,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汉文化而言,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释文化复合体。汉译佛经和中国古代高僧的佛学著述合称为“汉文大藏经”。它们与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形成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重视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着手编辑《中华大藏经》,已经出版了“正编”。其文本采取影印的方法,并依据历代多种版本,列出“校勘记”,但没有同时进行标点工作。这是因为佛经的标点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中的难点,不能匆忙地全面进行。在汉文大藏经中,包含有大量汉译佛经,绝大多数译自梵文。因此,为了提高佛教典籍的整理质量,应该培养一批通晓梵文的人才,参与佛经的校勘、标点和注释工作。
利用梵文佛经与古代汉译佛经进行对勘研究,有助于读解汉译佛经。佛教义理体现印度古代思维方式,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观和唯识,更是体现印度古代哲学思辨方式。它们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形态。而汉译佛经的语言对于现代读者,不仅有古今汉语的隔阂,还有汉译佛经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更增添一层读解难度。然而,通过梵汉佛经对勘,则可以针对汉译佛经中义理和语言两方面的读解难点,用现代汉语予以疏通和阐释。
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也有助于读解梵文佛经本身。对于印度和西方学者,梵文佛经的读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而运用梵汉佛经对勘,则能为扫除梵文佛经中的一些文字障碍提供又一条有效途径。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梵藏佛经对勘。这也是国际佛教学者在编订梵文佛经校刊本时,注重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的原因。而在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资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在梵汉和梵藏佛经对勘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对国际佛教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也注意到,近二三十年中,国内汉语学界出现了一个称之为“佛教汉语研究”的热点。古代汉译佛经受梵文佛经影响,主要使用白话文体,较多采用口语用词,同时在构词、词义、语法和句式上也受梵文影响,在语言形态上出现一些变异,而有别于传统的汉语。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需要汉语学者认真研究和诠释。如果通晓梵文,直接运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就方便得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暗中摸索和无端臆测。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学者能在大量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佛教汉语语法和词典,那么,不仅拓展和充实了中国汉语史,也能为现代读者阅读和研究汉文佛经提供方便实用的工具书。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佛教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有三大宗教: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除了这些宗教的文献外,梵文文献还包含史诗、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诗歌、小说、语言学、诗学、哲学、律法、天文学、医学和其他科学著作,浩如烟海。总之,印度古代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宝库,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梵文人才投身其中。唯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中印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史的悠久传统。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项目正是适应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这方面的学术需求而设立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启动实施,主要开展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紧培养梵文人才。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开设一个梵文研修班,学制三年,教学目标是让学员达到能阅读梵文原典,直接利用梵文资料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为此我们编写了一部《梵语文学读本》作为教材。同时,我们组织现有的梵文研究人员从事课题研究。近几年中的研究重点,一是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二是印度古代哲学经典翻译和研究。
梵文研究这条学术道路是艰辛的。《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项目的设立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支持,也增强了我们的学术使命感。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认真实施这个项目,中国的梵文研究前景是充满希望的。
梵文贝叶经
弘扬节日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记《中国节日志》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
节日作为人类生活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着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人与自身之间建立起有序的联系。作为文化的秩序,节日不但是社会组织、价值体系和群体标志的彰显与构建,更是联系历史与未来的纽带。它积淀着人类的文化创造和生存智慧。
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传统节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功能逐渐萎缩,同时也面临着迅速消逝和同质化的危机。近年来,党和政府将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节日志》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这是从国家层面全面搜集、整理和辑录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节日志》规划用5年的时间,完成对中国各地方、各民族现存的代表性传统节日的历史和现状调查。项目运用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历史学、文献学等跨学科合作的方式,综合利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现代化记录手段,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进行整体性、多视角的科学记录,力求客观、全面的反映节日文化的历史沿革和当代变迁。从而挖掘、保存、传播一批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节日,保存中华节日文化基因,为国家文化保护和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
《中国节日志》将为200个左右的我国各民族传统节日著书立志,完成2000余篇田野和专题调查报告,成果方式将以“中国节日数据库”、《中国节日志》大型系列丛书、《中国节日影像志》、重大节日专题研究报告、节日研究论文集等方式呈现。《中国节日志》全国编辑委员会由数十位专家学者组成,周巍峙任主任,孙家正、蔡武、王文章、冯骥才等任顾问,刘魁立、宋兆麟、徐万邦、李松等任副主任,中央和地方院校、文化系统研究院所将有上千位专家学者直接参与项目研究。
《中国节日志》立项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截至目前已有65个《中国节日志》\(文本\)子课题获准立项研究。“中国地方志节日文献数据库”的数据采集工作已经完成,共整理方志3197种,形成数据条目40058条。北京、山东、云南、四川、河北五省市开始《春节卷》的编撰工作。《姊妹节》、《鼓藏节》、《卯节》、《巍山彝族二月八》、《江西石邮春节》等节日影像志拍摄完成。分别在云南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建立了节日文化研究的工作基地,节日研究工作网络初步形成。
《中国节日志》从项目设计理念到组织实施都体现了极强的创新性。首先,项目的设计强调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整体性把握,强调整体性研究;其次,项目着眼于对节日文化的图、文、音像、网络的立体化记录和传播,其成果形式将运用影像技术、数据库技术；第三,坚持对节日的动态关注,注重在历史探究和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现状记录；第四,充分吸纳了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强调跨学科合作和全方位呈现。
节日文化是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对它的研究也不是哪一个学科的专属。在节日中,有戏曲、舞蹈、民歌等多种艺术形式,有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研究视角。多学科参与,是对节日文化进行完整、专业记录和研究的前提。《中国节日志》项目研究对象复杂、学术理念新颖、工作机制创新,必须要先行试点。我们也正是经过多年的试点,才得以稳定了当前的体例和机制。
藏族赛马会
编纂《巴蜀全书》弘扬“蜀学”精神
四川大学舒大刚
巴蜀自古就是人类发祥地之一,这里有距今204万年的“巫山猿人”,旧石器晚期的“资阳人”;有大禹治水、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巴王廪君等优美传说;还有长江三峡古文化遗址群和成都平原古文化遗址群等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玉器,金沙出土的金器,秦汉成都的漆器,都是独步当时的艺术瑰宝;诞生于前三世纪的都江堰,是世界上至今仍在使用的年代最古老的水利工程。
在祖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巴蜀哺育出一大批杰出人物和“蜀学”精英,有司马相如、扬雄、常璩、陈寿、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魏了翁、李心传、虞集、杨慎、唐甄、李调元、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谢无量、刘咸α、郭沫若、王光祁、巴金、唐君毅、贺麟等文化巨擘,也有张澜、吴玉章、邹容、张培爵、朱之洪、杨沧伯、熊克武、黄复生、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瑞卿等革命人物,济济昌昌,前赴后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巴蜀文化不仅是四川和重庆的,也是全国和世界的。
对巴蜀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一直是历代巴蜀学人的梦想,《巴蜀全书》编纂无异于四川学人的圆梦工程。1983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四川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规划并未完全执行。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四川学人再度燃起整理乡邦文献的热情,向省委、省政府建议“编纂《巴蜀全书》,振兴巴蜀文化”。经多方论证,年初已得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批准:“将《巴蜀全书》纳入全省古籍文献整理规划项目”;随后《巴蜀全书》又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使《巴蜀全书》从全省重点项目跻身于全国重大课题之林,获得“以国家项目名义组织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集体攻关”,“推出代表国家水准的标志性重大研究成果”的机会,真是每变越上,善莫大焉!
《巴蜀全书》计划10年完成,将对巴蜀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收集和系统整理,准备采取三种方式进行:一是编制《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历史上巴蜀学人撰著了大量文献,但一直数量不清、存佚不明。我们将对其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普查,探明其总量、存佚、传承和收藏状况,编制《联合目录》,以便利用。
二是编纂《巴蜀文献精品集萃》。首先运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对全部现存巴蜀文献进行扫描加工,建立具有检索功能的“巴蜀文献数据库”。其次,精选较有社会影响和学术价值的典籍600种,精心校勘、标点、注释和疏证。其三,根据“蜀学”发展脉络和现代学术需求,将散见文献汇编成儒学、佛学、道教、民族、地理、文学、艺术、科技等专集。
三是再造《巴蜀文献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术发祥地,曾产生过数量众多的珍本善本\(即“蜀版”\)。目前巴蜀仍拥有大量珍稀善本,非常宝贵,亟待开发和保护。本计划将结合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对巴蜀地区现存的100余种优秀善本古籍,予以影印和再造。
盛世修书,传承文明;学术复兴,文献先行。加强巴蜀文献收集整理,无疑将给巴蜀文化研究和复兴带来契机,也将对“发掘和保护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不无?益。博雅君子,幸有教焉。
三星堆铜面具
《子海》的编纂及其学术文化意义
山东大学郑杰文
儒学以及包含“儒家者流”典籍在内的诸子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中之重。随着《儒藏》的问世,诸子学术的清理总结遂成为当务之急。山东大学审时度势,适时启动了大型民族文化建设基础性工程―――“《子海》整理与研究”,这不仅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需求,也是宣扬和提高中国文化竞争力的战略需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子海”,即“子书渊海”的简称,是荟萃具有不同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子部精华典籍的大型丛书。自隋唐起,人们就将传世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经部汇集儒家典籍,史部汇集历代史书,集部汇集文学著作,而子部则汇集各类思想、科技典籍,最具思想意义、文化意义以及学术价值和知识价值。“《子海》整理与研究”就是将子部精华典籍予以整理研究出版的大型文化建设工程。
“《子海》整理与研究”拟分四个层面予以实施:第一,整理出版《子海精华编》。精选子部要籍350种,予以校勘整理,约计7000万字,16开精装100册出版。第二,影印并以数字版形式出版《子海全编》。选择《子海精华编》之外的先秦至清末子书5000种,采用精善或稀见之本为底本,分期影印出版,约计10亿字,16开精装2000册。适时以数字版形式出版。第三,撰写出版《诸子思想文化研究丛书》。选取有现代文化意义、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中国古代精神风貌、社会状态、发明创造与生活方式的学术课题100个,进行深层次的专题研究,出版每种约30万字的专著100种。第四,撰写《〈子海精华编〉提要》350种,并将其译成外文。为收入《子海精华编》的350种著作,每种撰写约5000字的提要,介绍其主要内容和价值,出版中文汇编本。其后再译为英文出版,还可陆续译成其他外文出版,向世界展示中华思想文化之精华。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文化复兴\)的今天,响应党中央号召,启动“《子海》整理与研究”,既具有重大的基础理论意义,又具有深远的现实政治意义。
具体而言,启动“《子海》整理与研究”,可更加充分地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貌,并为全面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服务;具有让世界了解中国,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文化展示意义;用诸子优秀思想教育、熏陶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具有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能使港澳台同胞和海内外华人充分认识中国思想文化精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具有增强两岸四地人民和海内外华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意义。
山东历史悠久,名家辈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学界有言,“先秦诸子,半在齐鲁”。山东故国,文化之邦,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近些年来,地处齐鲁故地的山东大学高扬文史研究传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两汉全书》、《杜甫全集校注》、《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等,近日又成立了儒学高等研究院,启动了“《子海》整理与研究”,为重现山大文史研究的往日辉煌奏响了序曲。山东大学对子书文献进行大规模整理与深入研究的设想由来已久,自2008年起,在高亨先生《先秦诸子研究文献目录》\(手稿本\)基础上,策划“元学术典籍整理与研究”课题,经专家反复论证,以“《子海》整理与研究”为名申请并获准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后,山东大学已作了统筹安排,多方筹集资金,计划以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队伍作为主体力量,整合全校古籍整理人员,联合国内外部分古籍整理同仁,协同攻关,预期在5-8年内高质量地完成“《子海》整理与研究”。
我国地方史研究的鸿篇巨著
――《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邴正
东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指称的地域随不同历史时代的变迁而时有消长。张博泉先生认为,“早在周时把‘肃慎、燕亳’视为周之‘北土’”,“战国开始在东北设郡县,此后将东北地区称为‘东域’”。历史上的东北概念,大体是指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现代的东北概念主要是行政区划概念,大体包括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三省,有时也根据行政区划沿革,把曾属于东北行政区划管辖的内蒙古东部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即“东四盟”\)列入东北的范围。
《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主要记述从先秦至清入关统一中国之前,在历史上的东北地区建立的方国属国。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历史的一大独特魅力在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与历史格局。自古至今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多区域、多源流不断交汇融合,千流归海,终成一体的波澜壮阔的独特画卷。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意义上的东北各古代民族此起彼伏,前消后继,先后建立了箕子朝鲜、孤竹、令支、屠何、夫余、高句丽、前燕、后燕、北燕、渤海、辽、东丹、金、东夏、蒙古、北元、后金等16个地方政权。除中原地区外,东北各古代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与西北、西南等其他地方相比,最为独特与壮观。这正如张博泉先生指出的,“东北古史在我国古史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这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东方古代方国属国的发生、发展历史,对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史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东北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东北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曾先后6次南下中原,影响控制中国社会长达1300多年,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第二,东北诸方国属国有其独特的发展特色和规律,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文化的内涵,东北的方国属国从殷商至西周就开始形成,直至清入关统一中国,此起彼伏,首尾衔接,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
第三,在东北兴起的十几个方国属国,此前已有一定的研究,但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有些东北古代的方国属国得到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被列为专史,如
《辽史》、《金史》等。在已有的代表性著作中,如佟冬先生主编的《中国东北史》,也有较综合的研究。但是,把这些方国属国分别立专史,全面系统的进行研究,则属填补空白之作。东北方国属国史研究在继二十四史之后,形成东北十六史,这将是我国地方史研究中的第一部
鸿篇巨著,不但会全面推进东北史的研究,而且必将大大推进我国地方史的研究,深化对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四,中国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研究对于深化中国与东北亚诸国的关系研究,对于建设和巩固东北边疆,发展与东北亚各国间的友好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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