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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赚钱办晚会

2010-07-1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特约记者 刘勇 我有话说

如果不是因为彼此熟悉,你很难把他的形象与“乡村歌星”、“导演”联系在一起。农忙时,他是头顶高粱花的农民;农闲时,他进城打工补贴家用;由于连续15年自掏腰包为乡亲们办迎春歌会,他的家境比其他农民还困难一点。然而,穷小子李春军――辽宁省朝阳市北四家子乡雹神庙村农民――仍然不愿放弃他的梦。他告诉记者,村里的

大妈跟他说过:“咱年可以不过,但迎春歌会不可以不开”。

让乡土人才“领唱”农村文化

李春军今年38岁,对农村文化生活有自己的见地,“我发现虽然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但文化生活却越来越贫乏,逢年过节,除了麻将扑克,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李春军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有一次到沈阳打工,收工之后,我和几个伙伴去碧塘公园玩,一阵悠扬的歌声吸引了我们。一个中年人拿着话筒大声喊:‘卡拉OK大家唱了,唱一首两元。’我心里痒痒的,可是我们当时的工资一天才5元钱,我很犹豫,老板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小伙子是进城打工的吧,来唱一首,我不要你钱。就这样在大家的簇拥下,我拿起话筒唱了起来。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将来自己买一台卡拉OK机。”

“24岁那年,我准备结婚,女友父母拿出省吃俭用的3000元钱,嘱咐我们买台彩电。我站在卡拉OK机前挪不动脚,在碧塘公园唱歌的一幕又出现在我眼前。我和女友商量咱买台黑白电视机,省下钱买台卡拉OK机,女友扛不住我软磨硬泡同意了。”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接上电源唱了起来。村里的年轻人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唱,不知谁说了一句‘咱也办台歌会吧’,一句话提醒了我,小时候看戏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对,咱也办一台晚会当一回明星!”

“1996年正月初八,雹神庙第一届迎春歌会在我家菜园子举行。虽然没有几位观众,但歌手们唱得都很起劲,天虽然很冷,歌会开了三个多小时,从伙伴们的脸上我看到了快乐。第二年,年还没过,我们就开始筹备,邻村的小青年也来找我要参加歌会。经过筛选定下来30多个节目,因为是农闲季节,打工的都在家,观众也多了,本村的外村的都有。到了第三届,我想应该像电视里开晚会一样租一台摄像机,把节目录下来,于是伙伴们开始集资,集了200多元,我又拿出300多元,不但租了录像,还租来了专业的音响,搭了舞台,十里八村的人们都来看热闹。当录像带拿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小村沸腾了,大家都想一睹为快。我从一个包工头家借来放像机和彩电,放了三天,乡亲们一遍一遍地看。第五届的时候,不单是唱歌,还有舞蹈、小品和相声。歌手不仅有本乡的,还有外市的,包括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县文化馆也派来专业的老师辅导。记得那年我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歌曲《咱庄稼人的日子比蜜甜》。后来我们把歌会搬到乡里开,租的音响都是几十万元的设备,那场面老大了,观众达到了五六千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来采访,迎春歌会成了乡亲们自己的‘春晚’。”

“乡亲们为啥喜欢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演的节目都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李春军告诉记者,“以往也有中央、省市文艺院团来我们这儿送文化,但兴师动众来一群人,水过地皮湿不说,还劳民伤财。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主角还应当是农民。”

让“落第秀才”就地成才

“我的歌会得到了周边人的认可,同时也给了我回报。最近几年,电视台报社不断采访,我成了‘乡村名流’。年年被县文化局评为个体文化户,还被评为‘感动朝阳十大人物’、‘辽宁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辽宁省雷锋奖章获得者’。面对一摞子证书我应当知足,但我还是很惆怅。”说这话时,李春军的脸色明显暗淡下来,他说,“每年一次的迎春歌会是我给乡亲们准备的‘年夜饺子’,但农民365天不能就靠这一顿饭,其他时间都靠麻将扑克打发日子。于是我想把我家前边的一片空地平整出来,修建一个文化广场,搭一个舞台,茶余饭后的乡亲们可以在这里打打篮球、扭扭秧歌、唱唱歌。用地申请报上去了,希望能批下来。”

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然而,在宣称“政府埋单、农民唱戏”的辽宁省首届农民艺术节召开的两个月时间里,记者却没有发现文艺农民李春军的影子。记者电话联系他时,他正在建筑工地打工。李春军从来不爱埋怨和指责,但记者能感觉到他的失落。

李春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组织歌会农民创作、演出都是免费的,舞台也因陋就简,花钱有限;相反,请一个演出团体,单是人吃马喂,迎来送往就是一笔庞大开销。如果把这笔钱用在支持农民创作和演出上,效果肯定会事半功倍。

李春军家上有两位常年有病的老人,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非常拮据,每年都把留着过年的钱花在了歌会上,15年算下来也有四五万了。“有一年春节去市里买年货,我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买了舞蹈服,孩子连新衣服都没穿上,过年了我都不敢看孩子的眼睛。”

“最难的就是拉赞助了。”李春军说。“有一年我去市里拉赞助,到一家很大的电器卖场,好不容易才找到经理,跟他说明了来意,还把采访我的报纸找出来给他看,他只是淡淡的一笑,说:‘我们这里不是慈善机构,我们只知道利润。’我的眼泪差一点没掉下来,你们做企业的,一遇到经济危机就想到家电下乡,就不能给乡村文化做点贡献;我外出打工天不亮就起来,一干就是15个小时,建起了城里的高楼大厦,城里人就不能反哺一下我们农民?”

“那你以后还继续办歌会不?”记者问。李春军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坚定地说:“只要乡亲们愿意看,我就办。”李春军的梦想是让乡亲们年年有戏看天天都快乐,那么,我们能不能铺设一条制度通道,让无数个李春军这样的“落第秀才”、“乡土火种”就地成才、人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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