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名为《鸟笼》的诗：“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诗歌研究者杨志学在把握这首诗时指出，如果写成“把自由还给飞鸟”，可以说那并不是诗，而加了一个“笼”字，就化腐朽为神奇，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鸟笼比鸟更不自由。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解放鸟笼”的理想，言放走飞鸟，或
既然自由也是鸟笼可以享有的，那么，“鸟笼”为什么拒绝这种自由呢？
我认为，首先，这是飞鸟和鸟笼的现实关系所决定的。飞鸟和鸟笼的自由是不同的:飞鸟的自由是挣脱鸟笼的束缚，而鸟笼的自由是禁锢飞鸟。飞鸟有了自由，鸟笼就不自由了；鸟笼有了自由，飞鸟就失去了自由。因此，认为还给鸟笼自由就是还给飞鸟自由，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飞鸟要获得彻底的自由，不应该是解放鸟笼，而是废除鸟笼。
其次，这是飞鸟和控制鸟笼的人的现实关系所决定的。鸟笼不过是控制鸟笼的人禁锢飞鸟的工具，真正禁锢飞鸟的不是鸟笼，而是控制鸟笼的人。如果只是“解放鸟笼”，就很不彻底。因为解放一种禁锢飞鸟的“牢笼”，还会有其他禁锢飞鸟的“牢笼”产生。因此，鸟笼是不能完全承担控制鸟笼的人的罪过的。而在现实生活中，飞鸟与控制鸟笼的人是不平等的，在禁锢中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现。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即使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感受是相反的。因此，无产阶级追求解放，而有产阶级则反对解放。飞鸟与鸟笼、被囚禁者与囚禁别人者、被束缚者与束缚他人者、为人管制与管制者、受人监视与监视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平等的，感受是不同的。而还自由给鸟笼与囚禁别人者，不过是助纣为虐而已。
我想，提倡“解放鸟笼”者不是不清楚这样的现实状况，即“解放鸟笼”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他们之所以提出“解放鸟笼”，是因为站在“鸟笼”的立场上而没看到“飞鸟”的抗争。还是把立足点移过来吧，和飞鸟一起，丢掉幻想，废除鸟笼，争取彻底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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