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在中国和西方,许多人都在纪念一个人,一个400多年前来到中国又安息在中国的意大利人。他就是利马窦。这位意大利神父花了半生心血,辗转中国各地,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传教梦想。然而,在他身后400年,人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并不是他的宗教事业,而是他所带来的中西方文化的“相遇”与“对话”。
这位“泰西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创造的璀灿多姿的文明成果,成为中国文化博采众长、茁壮成长的丰富资源。历经社会变迁,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气象万千的格局,之所以能维系绵延不绝的血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吐故纳新、完善自我。季羡林先生曾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同样,离开文化交流,我们自然也无法理解中国文化本身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历史上,从军事征战到贸易往来,从官方的使节互派到民间的自发沟通,文化交流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彼此理解和接纳的重要内容。就此而言,古老中国的文化更新,正是在一次次文化交流中实现的。无论是甘英对大秦的?望,还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抑或是郑和下西洋,每一次沟通都为中国文化引入了新鲜元素。当然,这个过程波澜起伏。我们有过来者不拒、从容不迫的潇洒姿态,也有过畏首畏尾、疑神疑鬼的过度恐慌。但不论如何,我们趟过了历史的荆棘,越来越具有充满自信的文化心态。当年利马窦进京,明朝皇帝只愿意见见这位文化使者的画像,骨子里透着一种自闭。而今,在面积仅为5.28平方公里的上海世博园区,来自全世界各种形式的文化作品,争奇斗艳,呈现了非凡的兼容并蓄。毫无疑问,只有在这样开放包容的交流中,我们的文化创新才有了不竭的动力和活力。
《诗经・小雅・鹤鸣》中有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文化,犹如它山之石,本身就充满了新的特质。雨后初霁的彩虹美丽夺目,在每一种基本色调之间的过渡处,丰富的色彩犹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犹如不同色彩的搭配,在纵横交错、明暗强弱的各式组合之中,新的“颜色”就会出现。这种新,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可以是全新的素材,也可以是多样的载体。总之,不同“颜色”的文化,只有相互碰撞、融合,才能迸发新的魅力。当前,文化多样性的概念和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一样,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这种“多样性”的提倡,不只致力于文化的保护,更是在强调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启发和借鉴。
在多样的世界文化中,我们的文化创新需要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切忌闭门造车。我国历史上的几个文化大繁荣时期,无一不伴随着对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引进和吸收,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蔡元培先生《文明之消化》一文里面说:“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类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人类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从历史看,埃及古文明之于希腊,希腊文明之于罗马,印度文明之于中国等,其间的消化吸收,无不证明开放包容的重要意义。就近而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曾兴起过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热”。其实质,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提下,中国社会通过引介国外经典作家和作品,大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如今,“文化热”已经散去,但文化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却一直在继续。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的文化创新在吸收之中，当然还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不能邯郸学步。我们要用世界的眼光，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作为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参照系和资源库，并以此激发我们文化创新的灵感和活力。但不可忘记，世界眼光是要有立足点的，是应以“我”为主的。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吸收什么样的成果，这些都应从我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晏子春秋》中有句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种变异在文化创新中也同样存在。如果不注重土壤，只是简单的嫁接，那么所谓文化创新，结出的就只能是苦果了。事实上，任何文化创新都是一种“扬弃”，既要力避无原则的照搬照抄，也要重视自己脚下泥土的芳香。所以，我们的文化创新要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理想、信念和原则：既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又顺应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名片。当今世界,中外文化交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展开，这为我们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我们应在开放包容中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不断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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