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党史编写工作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
我是1986年底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胡乔木对室里工作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指导,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十分亲切的记忆。
乔木同志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单位是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在胡绳接任主任之后,他作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具体地指导着室的工作。仅就我到室工作以后的情况来说,他找室的领导班子集体或单独找我个人谈党史工作,就不下20次;每次谈话,他都提出有关党史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并且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精辟的见解。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前后,党史研究室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是同乔木同志的关心、支持、推动和指导分不开的。
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是1990年初我室向他汇报工作时,由他直接确定下来的。此后,他曾多次同我们一起探讨编写的指导原则、框架设计和写作要求,全书的提纲也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拟定并由他亲自批准的。在编写过程中,他还对若干重大问题系统地谈过自己的意见。经过编写组同志的努力,全书的初稿在1991年初完成;之后,在胡绳主任主持下进行修改,大约在6月写出送审稿。乔木同志在着重审读本书的第六至九章后,感到比较满意。根据他的建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杨尚昆主持下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原则上批准了这本书的出版。为了提高本书的质量,他在送审稿上写下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他还在会上说,为了表示领导小组对本书负责,他愿意为它写一个题记。
在我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过程中,乔木同志更是作了精心的指导。他提出,对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较大型的党史书籍中,是不应当回避的。根据他的指示,并经他亲自修改、审定,党研室将对党史上九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的处理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并且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意和批准。
乔木同志在审读党史上卷的部分初稿时,还提出过许多具体的意见。比如,他认为初稿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叙述得不够充分,于是在“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这个论断之后,亲自加写了以下文字:“这次革命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他还要求在“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这个论断之后,阐明以下的事实,即:“尽管如此,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这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改,不仅把辛亥革命的意义讲得全面了,而且把辛亥革命流产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间的历史联系也讲清楚了。
我室的学术奠基人胡绳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我是1995年初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来室之后,胡绳提出“三子工程”:一是盖房子(建机关大楼);二是抓本子(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多卷本);三是搭班子(健全室、局、处领导班子)。我是负责参与抓本子的。在我看来,胡绳对我室有三大学术贡献。
首先,主编和指导编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本大书。一是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该书先后印刷800多万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党史本子。二是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同时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断代历史(1921-1949)著作。胡绳不仅具体指导该书写作,而且数次审阅、修改全部书稿。以后又经他同意,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于2002年出版。尽管没能看到修订后该书的最后出版,但他对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宝贵意见仍然是修订的具体指导思想。三是指导编写和审订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从1994年起,在他的指导下就已着手启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工作。1995年7月龚育之同志来室工作后,这项工作具体开始,到1998年秋,胡绳同志审订了全部中卷稿。将要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就是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三本大书,如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样,将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镇室之作。
第二,聚集、组建和培养了能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发挥中坚作用的学术队伍。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他最初任首席副主任,协助乔木同志主持党史研究室工作。党史研究室是白手起家,能发展到今天,他的艰辛开拓奠定了厚实基础。就学术队伍而言,他广揽人才,云集了廖盖隆、李新、缪楚黄、龚育之、郑惠等党史大家,同时还从党校系统、高等院校调集了一大批长期研究党史的骨干力量。如今,我室活跃在学界的一批老、中、青学者,被誉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国家队”。
第三,形成了在政治性较强的学术机关研究中共党史的特殊学术风格。这种学术风格的主要特点是:努力阐发和宣传党的理论与政治主张,关注思想文化发展态势;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思想缜密、辞章考究,倡导信史、实学、新知、美文;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既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史学界许多学者都很推崇并努力践行这种学术风格。
龚育之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周承恩
说来龚育之与我还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不过他是1948年入学,我是1950年入学。他学化学,我学历史。他于1951年因病休学,长期住院治疗,病好后直接到中宣部工作。我真正与他相识,则是30年后的事了。
1980年,我从北大借调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当时老龚已是毛著办公室(不久改名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由于专业相关,此后对他所发表的著作文章,以及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报告,我都很注意学习,也是在此时,我才与他相识,并有所接触。通过学习和接触,逐渐对他有所了解,觉得他才、学、识俱佳,颇有史学大家的风范。
我与老龚真正同处共事是在1991年。那年是建党70周年。大约在1990年5月,胡绳带着党研室的一些干部到胡乔木家中开会。我当时担任党研室二部的副主任,也参加了这次会。会议内容就是讨论党研室关于纪念建党70周年的筹备工作。根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胡乔木和薄一波)的意见,党研室要在建党70周年时,写出一本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的较为简明的党史。会后,在胡绳直接主持下,很快启动了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作为纪念建党70周年的主要项目,这本书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依据胡绳提出的编写大纲,全书分为九章。建国前五章,建国后四章,由党研室一、二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建国后的第六至第九章,由戴鹿鸣、周承恩、席宣、郭德宏分头起草,要求在年底前提出初稿。
为了提高质量和加快进度,胡绳特意请来了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与沙健孙、郑惠等一起组成全书的统改班子。1991年元旦刚过,他们就由胡绳亲自率领,进驻玉泉山,全力进行统改工作。建国前的五章,由金冲及、沙健孙负责统改。建国后的四章分别由龚育之(负责六、七两章)、郑惠(负责第八章)和胡绳、沙健孙、王梦奎(负责第九章)统改。统改组由胡绳主持,对初稿逐章进行讨论。讨论第七章(“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时,我参加了。讨论中对这章的初稿基本是肯定的,记得金冲及同志还讲了一段鼓励的话。但我自知初稿充其量也就是一般水平。要达到胡绳要求的高质量,只能依靠老龚改写了。
过了一段时间,老龚统改的稿子回来了,一看果然很多都是改写的,其余部分也在原稿基础上作了不少修改和补充,虽然大的结构和基本史实的叙述没有多大改变,但对一般史料的取舍布局做了不少调整,还补充了若干鲜为人知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对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增写了许多深入的分析和新颖的论述,又采取了虚实结合、夹叙夹议的写法,大大提高了全稿的理论性和生动性。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1991年9月出版后,好评如潮。这部书获得了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胡绳委托老龚为代表去领了奖。老龚后来也多次讲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贡献,但他讲这些贡献时,大都是与胡绳联系起来。而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即将定稿时,在玉泉山上作了一首诗,并写成立轴,送给“育之同志”。诗云:“园深草长树成峦,叶茂阴浓顿觉寒,不是花时空斗艳,枝头新果累如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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