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送别钱伟长的队伍里，看到很多稚气未褪的脸。不由想起钱学森去世后那个飘雪的寒冷冬日，络绎不绝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祭上手中那支清雅的菊花。
其中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其实从未和大师有过接触，甚至素未谋面。他们的怀念，有感恩、有仰慕、有向往……但更多的是期盼――正如一位自发前来的在校
当看到那些拿着国内优厚待遇，却只肯把一部分时间“施舍”给国内的专家学者时，我们不禁想起钱学森回国时的毅然决然。从1949年到1955年钱学森回国，六年如入囹圄般的生活，并没有吓退他对祖国的浓浓眷恋。回国后粗茶淡饭、甚至缺衣少食的巨大生活落差，并没有让他后悔自己的选择，反而对祖国的热爱让他对一切甘之如饴。世界毕竟未达大同境界，无数的实例告诉我们，科学家是有国籍的，科技成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国别所属。“科学无国界”这句话，怎能被当作推卸责任的皇帝新装！
当看到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变成某些专家学者的座驾，甚至家里的冰箱、彩电时，我们不禁想起钱伟长这个没有住房的大学校长。几十年来，钱伟长就住在上海大学的招待所，就是延长校区的乐乎楼，也就七八十个平方米。他在上海没有房产，他说他喜欢住在学校里,因为可以随时随地看着他一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上海大学。我们从不否认科技工作在高度社会化的分工中，也是一种谋生手段。我们只是希望，工作收入和科研经费能够截然分开，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能用在刀刃上。
当成果之争甚嚣尘上，师生反目、同室操戈的一出出闹剧不断上演时；当某些科技工作者不惜造假以博名利，被发现不以为耻反而只怨时运不济时，我们不禁想起钱三强为了国家心甘情愿消失在公众视野的超脱。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希望自己的工作被认可，但科学一道，从来不是博取名利的晋身阶。科学技术往往是寂寞的，需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付出，任何花哨的投机取巧与哗众取宠，最后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当听到老师变成“老板”，“传道授业解惑”的传承变成“我出钱你打工”的雇用，言传身教变成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挂名师生，我们不禁想起“钱学森之问”的言之谆谆。他曾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钱学森之问”的解答，要从老师的改变开始。
有人说，“三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物，是现在不可复制的经典；而他们有些准则，也不再适用于这个年代。但就人格与修养而言，千百年来，我们的标准从未改变。“三钱”是面镜子，面对“三钱”，我们能不能降低些物欲，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利之争？做不到抛却名利心，能不能扎实工作，让这“名利”实至名归？当然，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是因为与众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三钱”，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他们那种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
或许，我们于逝者的怀念，不过是对未来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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