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成立的缘由，从客观上看，是全国的文化团体、机关及学者、文人都从沦陷区向武汉汇集，当时的形势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来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的深入，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文化界里有人提出了“到武汉去”的口号。长期生活在书房、亭子间、文艺沙龙里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离开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长途跋涉来到武汉。武汉顿时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从主观上看，从各地汇聚而来的文化人，都怀有一颗救国抗敌的赤子之心，都主动要求团结起来战斗。长期以来，中国的作家们因身份的不同，始终不能统一起来。“九一八”以后，一些文艺工作者虽有抗日的要求和行动，却行动不一，各自为战，以致不能发挥文艺作为战斗武器的作用。在此之前，有些作家企图把自己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现实分开，蒙着头在那里做着自己的艺术美梦。可是，日军的炮火不仅摧毁了平、津、沪、宁这些中国昔日的文化中心，也摧毁了这些人的梦想，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只有团结御侮，才能挽救国家于危亡，也才有自己的个人前途。
“文协”成立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临时筹备、正式筹备和正式成立三个阶段，可以说在组织上经过了充分的酝酿。聚集于武汉的众多文化人士，为了“文协”的成立，先后召开了多次临时筹备会议，包括两次非正式的“酒会”。在临时筹备阶段，拟定和通过了四种文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由楼适夷起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草案，由冯乃超起草；全国作家调查表格，由王平陵拟定；以正式筹备会名义分致各地文艺界负责人的公函，由老舍、王平陵起草。还推举张道藩、老舍、胡风、王平陵、胡秋原、穆木天、冯乃超等人，组织正式筹备会。在正式筹备阶段，茅盾起草《告全世界文艺家书》，老舍、吴组缃起草大会的成立宣言，胡风起草《致日本被压迫作家的公开信》，楼适夷起草慰劳最高领袖暨前敌将士电，由盛成、秦涤清、卜道明、戈宝权等将各项宣言译成各国文字，交由媒体对外发表。最后，成立大会于1938年3月27日按期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拿笔杆子代枪，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的大幅标语。出席代表和来宾五百余人，是中国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大会推蔡元培、周恩来、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十二人组成名誉主席团。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胡风等十余人组成。
“文协”成立后在武汉的活动，既有建立作家通讯网、创办会报《抗战文艺》等协会自身组织的建设，还创作了许多鼓舞国人士气、反映军民英勇抗战的文艺作品，此外还有一些赴抗战前线慰劳将士的活动。具体言之，“文协”对武汉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编辑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团结了文艺界的抗战力量。《抗战文艺》是“文协”的阵地，有利于广大会员之间的紧密团结与合作，是当时在国统区发行最广、影响最大、存在时间较长的进步文艺刊物，对抗战时期文学与文艺运动有极大影响。
其二，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繁荣了武汉的抗战文艺。武汉抗战时期，涌现了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丘东平的《第七连》叙写了第七连连长丘俊带领队伍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战斗，赞扬了抗日军队中士兵热爱祖国、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诗歌方面，胡风主编的《七月》在武汉创刊，聚集了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一大批新老诗人，他们创作了《为祖国而歌》等诗集。小说方面，当时活跃在武汉文坛的作家有姚雪垠、舒群、王鲁彦、吴组缃等人，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著名作品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
其三，进行了大量抗日宣传活动，鼓舞了武汉军民的抗战士气。“文协”特别注意动员和组织作家去前线劳军慰问，到民间访问难民。在鲁南台儿庄歼敌大捷后，“文协”即于 1938 年4 月14 日派理事郁达夫、盛成携带“还我河山”的锦旗和大量《告慰台儿庄胜利将士书》，前往抗日前线慰问；5月14日，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胡风、张天翼、丁玲、夏衍、王平陵等18人在《抗战文艺》1卷4期上联名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严辞谴责周作人的叛国行径。
“文协”是中国新文学发生以来文艺界第一次大联合。它虽然在武汉活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它结束了文坛上长期存在的自由散漫局面，迅速聚集了武汉抗战的文化力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艺界一直处于四分五裂、众声喧哗的局面，各种社团流派众多，“文协”成立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大家求同存异，均统一在这面旗帜之下，肩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在这个文艺团体中，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也有国民党人士，真正实现了民族文艺家的大团结。正如周恩来在大会演讲中所说：“全国的文艺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全世界骄傲的。”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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