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应造福人类。沃森强调,社会应该懂得基因遗
慎重对待克隆问题。沃森1971年5月在《大西洋》(Atlantic)发表了有关克隆的文章分析到:大多数人对由无性生殖而有的孩子的第一反应将是极为焦虑和失望,而那些有深厚宗教背景的人会反对规避正常的有性生殖过程。这是最早关注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的科学家。
加大基因伦理研究资金投入。沃森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之初,就预见到了这个计划将关系到道德伦理和公共政策,所以愿意承担责任和提前应对。1987年劝说美国卫生部拨出专款用以研究人类基因组中心的工作对伦理、法律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建议运用预算的3%来研究。
组建基因伦理研究机构。沃森成立了“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分支机构”(ELSI),由分子生物学家、行为遗传学家、生命伦理学家和神学家组成,专门阐释新发现中的神学、伦理、法律、社会和公共政策问题。
基因伦理应服务于科技规范。沃森坚持认为基因作为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作为自然界已有的存在物的认识,所有发现均应申请专利。但这种利用政府资助而申请专利立即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沃森为坚持己见于1992年毅然辞职。
2000年6月26日庆祝人类基因组计划工作框架图完成之际,沃森给我国领导人写信说:“我很想在我的DNA双螺旋模型提出5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全部完成的时候访问中国,也特地来看一看那个世界上最大的DNA模型。”这里指的是北京市中关村入口处的DNA双螺旋模型。10年过去了,如今再次回顾沃森的中国情怀和基因伦理观,我们仍可以得到新的启示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