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是对孟子思想的记录，也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完善和发展。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两千多年来，对我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心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孟子》一书虽然重在谈论为官行政之道，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发掘之，其
《孟子・告子上》第十二节（以下只注篇名和节次）有这样一段描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对人们只重视生理上的健康，忽视心理（或心性）上的和谐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不知轻重，这在当时难能可贵。
对“浩然之气”的论述和追求是《孟子》的心理和谐思想的一大特色。这一思想对于今人培养和谐心理颇有借鉴价值。公孙丑询问孟子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二）可见，孟子将懂得辨析言辞和养浩然之气作为自己的突出优点而津津乐道。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气？如何培养之？孟子的解释颇耐人寻味：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二）
这段话既形象又深刻。笔者以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解读：
第一，浩然之气是一种“心气”，是多种优秀心理品质的综合。因为任何单纯一种心理品质是构不成“气”的。然而这种“气”究竟是什么，孟子本人也说不清楚，实事上也很难说清楚，因为人的“心气”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只能说它强大、刚健、合乎义和道，是充满正义、仁义的正气和大气。应该说，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所极力推崇的这种浩然之气对于今天仍不失其价值。
第二，浩然之气的根基是义和道，要靠义和道来培养，缺乏义和道就会疲弱。今天，义和道属于“德”的范畴，对其的培养属于德育的内容；浩然之气作为一种“心气”，是心理和谐的综合体现，而对其培养，属于心理健康教育（以下简称心育）的内容。因此，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关于浩然之气和义道关系的论述，与今人要解决的“德”和“心”、“德育”和“心育”的关系问题不谋而合。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孟子的观点，即心理品质要靠品德做基础，靠品德来护养。因此人品是第一位的，良好的心理品质必须和良好的人品相结合，才有所谓的浩然之气，否则，二者的脱离，特别是离开良好人品的所谓良好的心理品质绝不是孟子所追求的浩然之气。
第三，浩然之气的养成要靠平时不断的日积月累，决非一日之功，更不能拔苗助长。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只有坚持不懈地“集义”，即坚持正义，而不是偶然地坚持正义，才会有凛然的“浩然之气”。可见浩然之气的养成决非易事，决非想当然地欲取之则得之，而是贵在坚持。
第四，浩然之气要靠内心修养，不是从外而入；其养成是习惯成自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这里强调的是浩然之气的养成主要在于主观努力，没有主观上的努力，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济于事。这个观点也警示我们，任何德育或心育要想真正取得实效，必须触及受教育者的灵魂。受教育者只有在内心深处不断地修养，才能形成浩然之气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通读《孟子》，孟子的浩然之气迎面扑来，对今人培养和谐之心理颇有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孟子的浩然之气表现在他一向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要有自信之豪气。在《公孙丑下》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这种建立在自知之明基础上的自信是心理和谐的支柱。
孟子的浩然之气表现在他对“志士”、“勇士”“大丈夫”的描述上。认为志士要有“不忘在沟壑（有志之士不怕弃尸沟壑）”、勇士要有“不忘丧其元（勇士不怕丢掉脑袋）”的心理品质（《滕文公下》一）。至于大丈夫标准就更高了，要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二）意思是说，只有住在“仁”这个天下最宽大的住宅里，站在“礼”这个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在“义”这个天下最正大的道路上，得志时跟老百姓一起遵循这条道路前进，不得志时便独自照这个行事，厚禄高官不能乱我的心，家贫位卑不能变我的行径，威力相逼不能挫我的志，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丈夫。可见，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集仁礼义于一身，经得起艰难困苦和各种诱惑考验的人。
孟子的浩然之气表现在能够辩证地看到这样的磨难对人的心理成长的作用。他的一段时常被人引用的经典论述深刻阐明了这个相反相成的道理：“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十五）。意思是说，天打算把重任落实到某个人身上时，一定会先使他的心意苦恼，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所作所为都受到干扰而不能如意，用这种方式去触动他的心灵，坚韧他的性格，增强他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心中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奋发。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知，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会致人死亡。
孟子对求之而不得的东西也给予乐观的解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尽心上》三）这样的观点尽管有点宿命论之嫌，但对因挫折而导致心理不和谐的人颇有慰藉作用。孟子甚至认为人的德行、智慧、技艺知识、通达事理等所有这些在现代心理学看来标志一个人心理成熟度的东西，也离不开灾难的磨砺，即“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十八）
孟子的浩然之气还表现在他善于从平凡的事情中发掘快乐的资源并主张分享。他的著名的“君子三乐说”可以佐证：“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二十）孟子认为与人分享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这是孟子劝梁惠王要与民同乐时表现出来的可贵思想。请看下面孟子和梁惠王的一问一答：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答曰：“不若与人。”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梁惠王下》一）
（本文为2008年度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心理和谐的文化探源及其同人格、生活事件的关系研究》（HB08BJY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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