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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

2010-08-2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郭齐勇 我有话说

用各种学科把传统学术分割之后,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东西。

我们传统的文体有几十上百种,但现在按西方划法,只剩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了,丢失得太多了。

我们的学科设置不能脱离

民众的需求,不要再等十年。

我同意增设“国学”一级学科,但建议放在“哲学”门类下。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跨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现代教育的发展正是从分化走向综合,走向汇通,走向跨学科。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强调文史哲艺的综合、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正是在这种强调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本来就属于跨学科的“国学”的研究与教学出现了一股热潮。

我校(武汉大学)国学本科试验班自2001年始,已办了十年;亦从2005年始挂靠相关专业试办国学硕士点,并于2007年以交叉学科名目自行增列了国学专业硕、博士点(挂在哲学类,由文史哲合办),于2008年上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2009年正式招生。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培养国学人才,我校于2010年3月正式成立了国学院。根据我校十年来培养国学人才的经验,建议于下:

为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促进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请一定及时增设“国学”学科。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但基础是四部之学。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即是“国学”独立的研究对象,故说国学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不对的。四部之学包含了历史上游牧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文化结晶。尽管国学与目前的文史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一些重合,但应看到,文史哲不能涵盖国学,而且从?学的学科视野去研究古代社会、文化与典籍,更能符合其历史实际,以便真正理解、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

现行学科分类是必要的和有巨大成就的,且自民国以来,业已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我们十分尊重这一新传统,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也有一些盲点。用各种学科把传统学术分割之后,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东西。例如,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经学中有大量的古代社会、宗教、政治、伦理、教育、科技等繁复的内涵,采用综合式的方式,以经学为学科来研究,更能深入其堂奥。但在目前我国的学科设置中,经学已被遗忘与遮蔽,这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又如,每一部单经(如《诗经》、《易经》、《礼经》等),都极为丰富,今天的学科分类不能涵盖,将其放在今天的任一学科中都不合式。经学有自己内在的独特的对象、范围、内涵、方法与发展历程,至今并未死亡。经学中的部分内容虽可以从宗教、伦理、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文学、艺术诸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但不能以这些学科来限定与裂解,那样离传统经学的距离就太远了。

从典籍文献的研究来说,如前所述,《诗经》的内容并不只专属于文学,《易经》的内容不只专属于哲学,同样,《左传》《史记》《汉书》、三通九通之学的内容也不只专属于历史学。以现行文史哲分科的方式,会肢解古代学术文化,已经出现很多的盲点与漏洞。从思潮、流派、学者的研究来看,古代任何一思潮、学派与学者,都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汇通式的,综合式的,就拿顾炎武、傅山、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朱彝尊等人物来说吧,他们精通义理、考据、辞章,经史子集均有建树,并非文史哲哪一科的专门学者的研究力所能及。然我们的训练却是文史哲分家式的,这不利于对古代思潮、流派、人物的全面深入的研究。

我们研究古代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断代史、地域史,思潮、流派、人物,都必须有“通观”的素养,而目前的学科限制,使我们与培养的学生,离开古代学术传统渐行渐远,不利于深入研究。国学学科的设立是对现行文、史、哲、艺、政、教等分科式教育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设立国学学科绝不是要取代现行的文、史、哲、艺、政、教等学科,而只是一种补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现行西方大学的学科设置上,既有文史哲诸学科,又有古典学学科,不相妨碍,而恰好相互补充。我们拟设置的国学,类似于西方的古典学。为什么西方可以在文史哲之外设一个与文史哲学科并行、交叉的古典学学科,而我们就一定不能在文史哲之外另设一个并行、交叉的国学学科呢?

我们希望通过对国学的设置,促使学界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缜密地疏理。上世纪以来,我们盲目地按西方划法来办学科、办大学,丢失了太多的珍宝。例如,我们传统的文体有几十上百种,但现在按西方划法,只剩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了,丢失得太多了,西方没有的而我国原有的很多文体,赋、诏、策、令、教、表、启、书、檄、论、典、谟、誓、诰、命、骈文等,既非小说、散文,又非诗歌、戏剧,不合于西方现代分科,渐已无人研究,湮没无闻。而真正要了解一个时代,必须对当时各种文体各种材料都有分析,何况这些文体本来就有着自己的优长。

总之,国学学科以四部之学为对象,实在可以检漏。注意,这个遗漏是很大的。按西方的学科范式来设置,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设国学学科,实在是为拯救、弥补于万一,乃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此事不能再等了,设国学学科实乃迫在眉睫,可以抢救一些精英与民间民俗文化。注意,四部之学不只是精英文化,它有草根性,亦包含了民俗、民间文化,包括方志、谱牒、乡约、家训、善书、契约等各类文书、蒙学幼学等。

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了解,已成为目前国人的普遍的需求。这也是我国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共建和谐世界的需要。我们的学科设置不能脱离民众的需求,不要再等十年,下次修订目录时才增设国学,那就太脱离时代与群众了。媒体对经典的俗讲、戏说,需要提升,这就更需要国学学科的设置,以培养人才,正确疏导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拨乱反正。

在民间的推动下,学术界不少著名学者都支持办国学学科,主张正讲国学,培养国学人才。近年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了很多学者的支持的意见与声音。我访问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校前校长、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等,很支持,陶教授现出任我们国学院的顾问。过去我拜访过已故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先生等,也很支持。在办国学学科、专业时,在办国学硕博士点时,我们曾请了数十位国内外之文史哲专家,开了数次论证会,大家都很支持。

现在社会对国学人才有稳定需求,不少企业、公司、社区、媒体很需要,中小学教育也要增加这一块,还有海外文化输出、终身教育、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学生就业没有问题,至少我校办了10年的国学班,就业都很好。

我同意增设“国学”一级学科,但建议放在“哲学”门类下。因为经、子之学等,更接近于哲学。无论是放在历史学门类下,还是放在哲学或文学门类下,都有削足适履之嫌,显系权宜之计,将来应有一个独立的“国学”学科门类。

目前增设“国学”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设有:1、经学;2、子学;3、史部典籍;4、集部;5、中国的宗教: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以上五个二级学科应是国学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学科,有了这些基础,培养的学生可以去研究国学中的任何问题与领域。)此外,似还可设古代自然科学与技术、地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宋元明清学术与东亚文化、出土文献与简帛佚籍等二级学科。以上第3、4、5项虽与今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有交叉,但研究的视野、内容、角度、重点不同。以上提出的可设诸项是发展中的重要学科,从“大国学”“新国学”的视域去研究则更有意义。

有的单位与专家提议经、子之学为国学二级学科,完全?有问题。他们又提议设国史、国文、国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研究等为二级学科,在下则以为应当慎重。因为,所谓国史、国文、国艺的内涵与外延不甚清楚;国史即中国史,国文即中国语言文学;民族艺术方面,艺术类已有一些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要,但从学科分类上看,最好将其放在目前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中,才名正言顺;边疆研究也很重要,但应放在目前的历史学科之下为好。

按我们的想法,国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下面设经、史、子、集、中国的宗教等一级学科。如果把国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经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那么经学下面可有单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学等)的研究,群经的研究,经学史的研究,今古文经学研究等二级学科的设置。子学亦可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下面可有子学各家派(儒、墨、道、法、名、兵、阴阳、杂家等)的研究,诸子相互关系研究,诸子学史的研究,断代子学的研究等二级学科的设置。其他可类推。

国学教育的特点,一是重视经典原著的研读,二是重视综合与交叉,不同于现代西方教育体系的分科过细的状况,有助于学生建立完备的知识体系,也可以接上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国学”学科体系建设,可以给过度强调概论与通史的教育、分科过细的现代教学体系形成一个参照,推动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当然,用今天所谓学科门类、一级、二级学科的设置去规范古代的学术,总是会不伦不类的,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设立“国学”学科的目的是避免文史哲分科太细对本来相互关联的传统学问的肢解,是倡导直接读古籍、经典,真正培养一点古文字与古文献基础好,能读古书而又有现代意识与现代治学方法的人才。因此,必须警惕,重设壁垒又可能肢解、伤害古学。

应确保前述基础的五个二级学科,当然应允许各大学或科研机构根据自己的学术基础与传统、现有师资条件与学科特长,自行设置国学类的某二级学科,宁缺毋滥。因此,建议在国学门类或国学一级学科之下,有条件的单位可以自行设立相关的某一、二个或某几个二级学科来培养人才,不要一刀切,不要统得太死,保持弹性,更不要一轰而上。国务院学位办可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而各培养单位应审慎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为了防止一哄而上的情况出现,可先在几所条件相对成熟的学校先行试点。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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