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的“魏”字演变。居中者出自西高穴曹操墓墓石碑。
支持者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曹操墓是依据科学考古方法认定的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的是，这门学科的理论、方法仍然在不断发展中。质疑曹操墓做假是人们的权力，但我想说的是，在质疑的时候能否提出科学而严谨的问题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指出我们在认定曹操墓过程中运用的方法有哪些弱点和不足，并且提出自己相应的研究成果。
在考古学中运用的方法主要有：
一、从“已知”求“未知”。如曹操墓的研究，我们根据已经考古发掘的50多座汉代（尤其是东汉晚期）诸侯王墓与大量三国时代的高等级墓葬的考古资料的“已知”科学知识，去探讨考古发现的西高穴大墓，从而推定其时代与等级。从已知历史文献记载，判断未知西高穴大墓时代、等级，进而认定曹操墓出土的文物。
二、采用比较“科学”。这种方法既有横向比较也有纵向比较。所谓横向比较指的是，跟同时代同等级的墓葬进行比较。在我国，考古学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田野考古科学资料与研究成果，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专题研究论著，这些都是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科学支撑。无论是哪种墓葬的认定，都离不开最初的科学“假设”。这种“假设”不是任意的“假设”，而是要符合思辨逻辑和形式逻辑。并且这种假设最终要得到科学的验证。得不到验证的“假设”只能是“假说”。纵向比较就是时代上的同类型的墓葬特征进行比较，确定这个墓葬属于时代发展链的哪一环。
三、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进行时代、技术与工艺、物质结构分析等手段作出判定。比如对陶器可以利用热试光技术，对于出土的石牌、“画像石”可以运用“微痕研究”分析雕刻工艺、使用工具等。同时还可以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如历史学、古文字学、环境学、物理学、体质人类学等等。
我曾经在很多媒体的采访中也给予了曹操墓认定的证据和解释。而这些解释都是基于上述方法的。有的是在上述方法（如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获得的知识积累之上作出的判断。
（本报记者柳霞整理）
唐际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
关于“曹操墓造假”的几个问题
一、西高穴二号墓非假造
西高穴二号大墓，仅墓道即长达40米，宽近10米。二号墓加上一号墓以及两墓周围的夯土遗迹，整个墓园占地上万平方米。现代人要造假，要获取这么大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许可证”，搬运如此多土方量，并且完成如此复杂结构的墓室营造，少说也得2年吧。这么大的动静和这么长的时间，难道没人发现并告发？只要观察一下西高穴大墓墓壁上的土圬和水圬。千年的古墓与新造的假墓之间的明显区别可以一目了然。
二、曹操墓中的石牌非假造
曹操墓中残存了400件文物。如果有人造假的话，这400件文物都得假造成与曹操或者曹操的时代有关，否则就会“穿帮”。恐怕，包括最有经验的汉魏考古学家在内，也无人有能力制造400件时代风格一致、组合关系符合墓主的身份与背景、符合当时典章制度的文物，并将这些文物埋藏到一座沉积2米多厚淤泥的墓葬之中。
还有人质疑曹操墓石牌中为什么有简体汉字。现在我们使用的简体汉字，绝大多数都是古人创造并使用的。新中国成立后，很大程度上只是总结和整理了这些古代的简体字，然后颁行使用。曹操墓中六边形石牌上的“机”字，正是汉代就有的简体字。这个字的存在，反倒证明石牌不是假造。我们曾将曹操墓中出土石牌上的文字与公元186年的张迁碑对比，证明二者书体都是所谓“八分体”，而且二者互见的文字，例如“练”字和“书”字等，结构和写法都完全相同。
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无论是字口上，还是石牌的整体上，都有明显的千年土圬和水圬。其中1枚石牌，更是从1件漆器所叠压的层位下出土的,纵使文物可以造假，考古地层关系却不可能造假。
三、关于鲁潜“墓志”
鲁潜墓志，也可以称为“鲁潜刻石”。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不象唐宋时代墓志有严格的内容和表达程式。当地村民徐玉超是最早发现者，我自己也是最早见到此方“墓志”的人。“墓志”的发现，与曹操墓的发掘最初完全没有瓜葛。将它与西高穴二号墓设想成“有计划造假”的产物纯属臆测。“墓志”上的地点原本就是一个墓地，我曾经到现场考察过。上面的文字所述内容并无所谓“破绽”。
（本报记者柳霞整理）
郝本性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
“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谥号，而这个谥号至少是当时经过汉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即使下葬再匆忙，刻个“魏武王”的石牌，也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至于“武王”前加上“魏”，就更容易解释了，曹操生前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王”的谥号，入葬时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天下历朝历代“武王”很多，不加魏武王，又怎能分出是哪朝、哪代的呢？（本报记者刘先琴整理）
西高穴曹操墓墓门。
本文所引照片均摘自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曹操墓真相》（科学出版社出版）
反对者
邓中堂河北邯郸古邺文化研究会会长
曹操墓现身安阳的几个疑点
听到曹操陵墓现身安阳的消息，我心中万分惊喜。但惊喜之余，静下心来对河南方面宣布的从该墓葬中出土的相关物品，细细品味及精心推敲和分析，发现其中有些疑点：
一、曹操生前崇尚节俭，倡导厚养薄葬，而且在《遗令》中对自己的后事作了明确要求“无藏金玉珠宝”，那么，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为何会出土一批珍珠、玛瑙等随葬物品？这是有悖曹操生前的品性及《遗令》要求的。
二、《三国志・后妃传》明确记载，卞太皇太后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五月驾崩，两个月后与其夫曹操“合葬高陵”，而在西高穴的“曹操墓”中却没有出土年龄在七十岁的卞太皇太后遗骸。
三、卞太皇太后死于曹操死后十年的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五月，同年七月“合葬高陵”。卞氏生前被封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理所当然应得到皇帝的诏书的印玺。按照汉时的葬制，太后和太皇太后驾崩后，为证明墓主身份，其生前所受的印玺一般都要随死者入殓随葬于墓中的。安阳西高穴汉墓为什么没有出土其印玺？
四、根据曹操的《终令》，曹操墓不是一座孤墓，而应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墓群。而在安阳西高穴村现身的“曹操墓”仅有另一座坟墓相伴，墓主尚不清楚为何人，与曹操的《终令》相悖。
五、在一号墓尚未发掘，单从二号墓中出土了一些随葬物的情况下，就认定墓主是曹操，这个结论下得有点过早。
综上所述，“曹操墓”现身安阳疑点颇多，希望河南相关方面进一步做深做细有关工作，结合考古发掘，进一步寻找证据，为破解曹操墓葬这个千古之谜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耿建扩整理）
林奎成河南开封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
曹操“魏武王”谥号存疑
曹操的冥名，史有明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谥曰武王”。曹操生前就是王爵，而“武王”之“武”，就是曹操的谥号，亦即冥名。――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曹操的冥名：“谥曰武王”，而不是“谥曰魏武王”。
有了冥名，显号就不能再用，再用就是对死者的不敬。而帝王有了冥名，显名更不能再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曹操死后十个月的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十一月，汉献帝派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印绶，向曹丕宣读禅位黄册，册文有云：“咨尔魏王（笔者按：这个“魏王”指的就是曹丕），……赖武王神武……”，此“武王”即为曹操。可见自曹操死后，至曹丕称帝之前，对曹操是严格按照礼制称为“武王”的。尤可注意者，此时对曹操的称呼是“武王”，而不是“魏武王”。
曹操死后，对他的称呼只能是“武王”，绝不可能是“魏武王”。道理很简单，“魏王”是生前爵号、是显名，武王是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违制。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元月曹操崩，曹丕嗣魏王，二月葬曹操于高陵，十一月曹丕称帝，袭王号“魏”为国号，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这时候曹操的称号有了新的变化：冥名未变，一仍其“武”，但身份由“王”而成为“皇帝”。“太祖”则是“庙号”，古代也有用庙号指称皇帝的习惯。
行文至此，不妨做个简单归纳。一、曹操生前称“魏王”。二、曹操死后谥“武王”。三、从曹操死后下葬，到曹丕称帝的八个多月期间，对曹操的称呼只能是“武王”。四、曹丕称帝后，曹操的称号是“武帝”。五、魏国灭亡，后人才开始称曹操“魏武帝”――曹操生前死后，从来就没有过“魏武王”的称号。事实上，认为曹操曾有“魏武王”谥号的，遍检史书，无一例证。
（本文系作者在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的发言辑录，有删节。本报记者刘先琴整理）
李路平江苏省书画协会委员会主任
《鲁潜墓志》与曹操墓均造假
曹操墓考古开始后的一个月，我就和一些专家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如今，可以说有确凿证据证明《鲁潜墓志》与曹操墓都属于造假。我目前已经掌握大量的图片、语音和视频资料，其中包括民工们所说的“亲眼看见相关人员将墓志放进去”的录音，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有关方面有计划的造假行为。不过出于各种考虑，要等到时机成熟再把这一切公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早在今年年初曹操墓宣布在安阳确认后，我就经过研究提出了疑问，认为按照汉代墓葬习俗，随葬品中印章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初，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更形成“以印证史”的治学方法。近现代史学家、考古学家无不遵从这一定律，因此墓主印章等的缺失是认定曹操墓的“硬伤”。
而针对河南省文物局专家郝本性对我在“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的发言的质疑，我认为：
一、对于郝本性所说“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碑别字特别多”，我认为古人讲“非究于篆无由得隶”即不懂篆书就不知隶书的来历，只要把历代隶书查阅图片公布，读者自会比较；
二、对于郝本性所言“学者质疑曹操墓而殃及《鲁潜墓志》造假，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后赵年代安阳在胡人的统治下从历史环境与风俗看，当时安阳不可能有墓志出现，《鲁潜墓志》的年代为公元345年，而在同时期或上下三十年根本找不出在安阳出土的其他墓志；
三、对于郝本性所说“从《鲁潜墓志》发现至今，考古专家从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我认为，鲁潜当时官职与伪造的《鲁潜墓志》官职根本不符，任何人对任何证据有权提出质疑，学术就应求真。
（本报记者郑晋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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