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两极评断,竟然呈现于同一思想者真诚而富于感染力的言说之间,此一奇异的文化景观,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延续力极强
一
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等人为代表,他们对富于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的东方智慧大加赞赏。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
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伏尔泰推崇中国文明,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并借以作为鞭笞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理性主义国家,尤其钦佩中国史学的人文精神。他指出,当欧洲史书充斥神异怪说之际,中国已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确切真实地记述历史进程。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写了一部悲剧《中国孤儿》,赞扬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德行,在法国引起很大反响。与此类似,德国文豪歌德从明清小说中发现中国人高尚的德性,对之赞美不已。魁奈更高度评价中国古典哲思,他的名论是: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18世纪西欧启蒙学者还把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皇帝康熙,视作柏拉图所构想的那种“哲学王”。
与上述崇仰中国文化的一极相同时,西欧还有否定中国文化的另一极,可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这些西方哲人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哥孛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轻视中国文化,认为“东亚智慧化身”的孔子不能超越平庸,黑格尔对孔子的评语是:
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自17世纪耶稣会士介绍中国文化以来,欧洲人便有上述两种中国文化观。如果说,17、18世纪的欧洲人崇仰中国文化的较多,那么19、20世纪的欧洲人贬抑中国文化的则较多。时至当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二
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其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方传统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方传统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传统的褒与贬、扬与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本文要讨论的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在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传统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和主要宣传家。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谋求强国之道;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暂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新大陆游记》,文中流露出中国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的感慨: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
此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以外,还尖锐批评中国固有文明。梁氏在这部游记中列举“吾中国人之缺点”如下(仅引纲目):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外,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对东亚传统社会及文化的不满都溢于言表。
但时过十余载,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张君劢(1887―1969)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德国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对这种情形有如下描述: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曾几何时,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印行)中梁氏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印行)中,梁氏却一百八十度转变,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这里梁启超申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救国论”,而且是“中国文化救世论”。必须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启超与1904年的梁启超相比,其爱国救世的热情和诚意别无二致,其笔端也都“常带感情”。然而,同样是这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梁启超,何以在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现世价值的评判发生如此截然背反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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