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创作要求作者真实地反映一定时代现实的关系。商报小说特色在于通过菲律宾华人华侨社会的变化，反映了菲律宾自“二战”胜利后独立以来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独立后的菲律宾经济出现暂时繁荣，然而由于过份依赖美国，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面对现实，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商报作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剖析社会中种种矛盾。其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是烛照社会的痈疽与痼疾，让那脓血汩汩而出。《尤金先生》讽刺那些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人士，四处活动实则无所作为。《积善之家》照出那些以慈善为幌子贿赂官僚、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瘫痪》大胆揭露教育界的阴暗与混乱，《盛宴》反对华社的奢侈浪费。其次是关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苦楚。牛马般操劳、蝼蚁般卑微的华人菜仔店主不仅要面对生存挑战，更须忍受社会各种势力的骚扰、挑衅及同行的竞争。其中有《危在旦夕》里孤儿寡妇茫然无助的血泪呼喊，《前路》中小店主“被扼住了喉咙”“窒息”的痛苦，《生活的鞭子》同行恶性竞争鞭子抽打的啸声……比小店主处境更劣的生存苦难还很多，《夜》中求职无门的苦楚，《裁员》中小伙计捧着泥碗战战兢兢的辛酸，《摊贩》中小贩在警察巡逻间隙做生意时火中取栗般的焦灼……他们中不乏经营失败的自杀者，然而更多的是在苦难中相濡以沫而迸发出来的“生命的火花”，是这些故事深深动人的力量所在。再次表现中菲关系主题，小说描写了中菲民族间和睦友好。如有帮忙照看菜仔店的善心菲人邻居（《开菜仔店的阿李》），有中菲融合亲善的范例（《控诉》、《第三代》），也有反映菲律宾人民勤恳、任劳任怨的主题（《佣人脸上的微笑》、《古律士太太》）等。
商报小说还注意反映包括华人华侨及菲人在内的广大人民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改变命运的强大决心。《第三代》中一老华侨在子、媳先后身亡的惨剧下，决心要把5岁的孙子抚养成人，让这个具有中国人的血、菲律宾人的泪的“出世仔”，在“血和泪的交织中，生长壮大起来”；受尽磨难的桂花终于认识到命运“不过是少数人用来欺骗人、奴役人们的东西”，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新生活；《好好先生》中善良的人们开始意识到集体力量的强大，它能帮助身处困境的个人走向光明的未来，让人分明感受到蕴藏在广大人民心中的伟大力量。
商报小说现实主义又一特点是，表现菲律宾独立后的时代现实变化，充分地融合在菲律宾的本土之中。菲律宾是个地处热带的“千岛之国”，炎热是它最突出的名片，“沉寂的中午时分，炎热的阳光把柏油道路晒得昏厥过去。”“热带炎热的太阳，渐渐暴露出它锐利的本色来”。类似描写俯拾可得。许多作品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展示人物生存的艰辛。
商报小说准确而细腻地传达出在独立之后菲华社会微妙的心理变化。菲律宾独立前，许多华人打算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然而，大部分人并未能如愿。加之政策剧变，使许多华人有家不得归。于是“朝发伯”、“贵叔”、“老胡”、“阿李”等一大批人，只能在操劳一生后寂寞地离开人世。作品批判的锋芒直指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因素。许多菲华青年的理想、爱情、事业与社会现实产生巨大的反差，流露出彷徨与无奈的苦闷。他们中有憧憬爱情又无力抵御来自家庭、社会压力的“秀玉”；有为了爱情而爱情，终于在严酷生存压力下碰得头破血流的“素素”（《夜》）。更多作品反映了青年男女婚恋面临精神、物质难以两全的苦闷彷徨（《寄》、《未成交的货品》）。
商报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马华、印华作品不同，他们大都为生活在都市里的商人、店员或知识分子，由此组成一个人物长廊：终生勤劳而又有爱国气节的菜仔店主林使，飘泊一生终客死异乡的小店主阿李，挑篮担叫卖谋生的贵叔、林君，还有一大群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工作的伙计：吴子安、老宋、老胡和菲人“范”……正是这一群默默无闻的劳动者，构成了菲律宾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小女孩玛丽亚，在夜晚的寒风中摆摊卖烟，使人不禁想起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奸商系列则有笑面虎叶水晶，貌善心恶、笑里藏刀；“猴子才”见利忘义，目光短浅；菜仔店虎许焦蛮横、凶狠，使人历历在目。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带有十分浓厚的本土化色彩，成为那已逝去时代的最佳记录，为菲华文学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因子。
商报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还表现在以各种艺术手段描述菲华特定时期的现实关系及变化图景。全书总共56篇，不能说篇篇都形成风格，不过总体来说，全书特点突出：充满生活气息，淳实耐读。为便于人民大众所接受，作者们对现实主义的艺术作了不少革新。如在结构布局、叙事角度上进行调整，使之结构匀称、布局灵活，情节又有一定跌宕起伏的变化；叙事角度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不少是以回忆性的笔法来进行，用身边生活作为叙事的素材。语言上兼用现代汉语和地方方言（闽南语为主）、俗语、谚语，如“蕃薯藤缚山狗”、“猪哥做马骑”，都十分形象。同时也杂有一些菲语，如“引叔”、“瞰肚”、“干道角”、“武智，愈芒者溜”……各种语言夹杂使用，使商报小说的语言始终散发着蓬勃生气，与菲华社会大众生活水乳交融。当然，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它与后来菲华文学语言规范化、纯净化相比，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又限制了一般读者的理解。如何做到既有本地语言特色，又能使人易于理解和接受，是一代代作家的奋斗目标。作品还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有所吸收和使用，如现代主义常用的意识流、时空跳跃等手法在商报小说中并不鲜见。
商报小说的现实主义特点，既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独自的色彩。作者们不是纯客观地描写现实，而是充分地发挥主体性的。正如恩格斯所赞扬的，作者们是属于“正直地叙述现实的相互关系”的现实主义。他们强烈的自觉与创造意识，是当时华人华侨作者少有的。编选者在介绍小说时指出，小说是写实的，是表现华人华侨社会的，作者“看清自己，看清世界”，认为文学不是“苦闷的象征”，文学是创造的，“不是一架照相机地复写，而是一种概括性的创造。”因之作者们能够铁肩担道义，表现出理想主义精神，又有“一肩挑尽古今愁”的坚韧意志，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出菲律宾的社会百态。
菲华新文学史上，真实地从华人华侨社会中表现菲律宾社会的生活与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难见到。如“二战”胜利后，菲华文学界出版过杜若编的小说、散文、诗合集的《钩梦集》，还有华侨杜埃的小说集《丛林曲》及李成之的纪实文集《碧瑶集中营》等，都描述过菲律宾华人华侨与日本侵略者抗争的情景。商报小说同属现实主义之作，然而却是独树一帜的，它第一次通过华人华侨的生活与命运的描述，反映了菲律宾独立后现实关系的重要变化。商报小说作者39位，不管是否都是本土的，在描述菲律宾独立前后的本土生活异同方面都是别的作品少见的。还有对现实主义艺术作了改革，又吸收现代主义一些手法，做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这样一来，商报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独特性，奠定了它在菲华文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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