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的报告文学,其流变如何、状态怎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见仁见智。
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在思想与艺术上的全方位跃动,当下报告文学的状态无疑是处在裂变之中的。作家的写作动机、思想水准、审美诉
求和艺术表现呈现多元状态,作品的水准良莠参差、鱼龙混杂。
题材选择、精神指向和个性化艺术表达等因素,决定了社会各界对于真正报告文学写作的认同和期盼。
中国的报告文学走入21世纪已经十年,正处在一个裂变与复兴的交叉地带。面对这样一个处于交叉地带和交织状态的文体,对其做出行将日薄西山或者一路高歌猛进的判断都为时过早。在对一种文体做出状态或趋势判断时,实在应当慎之又慎,至少应该是在实证的基础上来发言。首先,相对于由世界和中国作家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创造的报告文学经典,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在思想与艺术上的全方位跃动,当下报告文学的状态无疑是处在裂变之中的。这具体表现在,作家的写作动机、思想水准、审美诉求和艺术表现呈现多元状态,作品的水准良莠参差、鱼龙混杂――这样的裂变共置于同一时空之下,构成近十年报告文学流变的奇异景观,这种文体态势也使有关报告文学的业内外评论发生“裂变”,甚至波及报告文学期刊办刊理念的裂变。
与此同时,相比较上世纪90年代的徘徊与转折,近十年来的报告文学又有了某种复兴的意味。这体现在:其一,在一些力图有所作为的作家,譬如何建明、赵瑜、李春雷、朱晓军、陈歆耕、李鸣生、王树增、徐剑那里,对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认识和探索没有止步不前、反而有所掘进,从而使文本更具某种独特性。近十年来,在报告文学领域还形成了聚焦某种题材的“专业户”,如李鸣生之于航天,徐刚、李青松之于生态与环保,朱晓军、一合之于反腐,王树增之于革命战争,党益民之于西藏边疆等,这不啻为报告文学题材的专精深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诞生之初、刚刚脱离新闻母体的报告文学相比,今天的报告文学已经超越了新闻体式,更趋向于思想性和主体性的文体,它的写作者的角色担当也不仅仅是新闻记者,而更趋向于具有艺术表达力的思想者。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期待”已远远不在于它所表达的“新闻面”,而是希望获得比“新闻面”更加专精深的信息,特别是作家对于“新闻面”的独特认知和深入思考。报告文学题材“专业户”的出现也许正是应对了这一诉求。
其二,报告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近十年里,何建明、赵瑜、杨黎光、卢跃刚、陈桂棣、徐刚、胡平、李鸣生、王树增、王宏甲、一合、徐剑、黄传会、邢军纪、张正隆、梅洁、郝敬堂、李青松等跨世纪作家笔耕不辍,朱晓军、李春雷、朱玉、党益民等新秀崛起。一批作品诸如《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天使在作战》、《木棉花开》、《红与黑》、《惊天铁案》、《昂贵的选票》、《解放战争》、《永远的红树林》、《革命百里洲》等引起报告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聚焦关注。一些作品甚至突破单一纸质媒介传播的局限,通过电影、电视和网络获得广泛传播。近两年,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国家行动》和《部长与国家》分别被改编成央视黄金时段热播剧《国家行动》和《奠基者》,后者更是成为近十年来央视开年大戏中唯一一部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些名声远播的作品创造了当下报告文学可观的“收视率”和“票房”。尽管题材各异、表现手法不同,但这些作品基本都有一个共同取向,那就是比较鲜明地契合着经典报告文学的核心精神和艺术元素,《天使在作战》和《木棉花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揭露医疗腐败为题旨的《天使在作战》给予报告文学创作以多方面的启示,这就是必须严格坚守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则,必须将艺术的审美性作为报告文学写作的自觉追求。《木棉花开》再现的主人公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面对这样一个属于“主旋律”范畴的题材,作者没有为尊者讳、为官者讳,而是通过精选的细节、精巧的结构、简洁的描写、诙谐而富于激情的语言,生动地凸显了一位老革命的真实人性、生动个性和纯正党性。两篇作品凭借其题材选择、精神指向和个性化艺术表达等因素获得了广泛的影响,这再一次表明社会各界对于真正报告文学写作的强烈认同和由衷期盼。
其三,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和“正泰杯”报告文学奖合力举荐佳作,《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倾力传播佳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积极组织进行理论建设与批评。
可以说,裂变与复兴,既是报告文学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政治社会生态特性的深刻反映。近十年来,意识形态走向多元与多层――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商业主义意识形态多重互渗,使报告文学文体呈现出多元意识形态的多重影响。其“裂变”在所难免,也实属必然。转型时期的独特社会文化景象,又为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擅长于真实而刚性介入现实的文体提供了绝好的表现平台,因此,其“复兴”之意当不足为奇。
回眸十年,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报告文学复兴的种种迹象感到欣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近十年中,报告文学的“裂变”却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发生以及危机的显现。一些写作者已经背离了经典报告文学所创造的文体核心精神。他们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反思、批判和引领意识,对转型时期所表露出来的现实重大问题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在经济利诱或威权面前,炮制粉饰文章、商业文章和娱乐文章,在误导读者、异化良知的同时,消解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基本意义。在有志于报告文学事业的作家那里,也仍然存在文体创新意识缺失和创新能力的不足等问题。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一些作家在报告文学文体创造上付出了艰辛探索与努力,但总体而言,报告文学近十年的艺术发展之路仍显平庸。多数作家或因局限于自身的知识水平、思维视野和艺术感悟等因素,不愿或不能寻践新路,只能或重复或模仿上世纪以来、特别是80年代经典报告文学作家所创造的语言体式和叙述模式;或在错位的文体感导引下,将小说等虚构文体中不适宜报告文学的修辞技法舶来,以至于出现真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等致报告文学于窘地或死地的尴尬情境;或仍徘徊于新闻报道和宣传模式之中,使报告文学沦为三流宣传稿和文学等外品。另外,近十年专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中坚仍然是那些跨世纪的、年过四旬或五旬甚至临界六旬的“老”作家,类似以小说轰轰烈烈搅动文坛的“70后”和“80后”那样的作家则几乎未见,报告文学的代际继承快要从“裂变”变成“断裂”了。近十年来,与创作形成轮之两翼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现状也不容乐观。报告文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发展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研究成果总量不足、研究人员数量不足以及研究受关注程度不高等问题。
解决当下报告文学存在的问题,寻求报告文学复兴的方法和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在“裂变”的格局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依据经典还报告文学以本来面目,使回归经典报告文学的写作成为必然。具体来说,回归经典,就是主张当下的报告文学作家,须要以百年以来所公认的世界和中国报告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为楷模和标尺,领悟其思想精髓,效仿其艺术建构,拓展新思维、创立新范式。要强化报告文学的审美意识――即在遵循报告文学文体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反映和反思现实社会人生,使对报告文学艺术性的追求成为作家的文体自觉,而不是依靠非艺术的直接宣泄,也不是借助虚构猎奇和粗制滥造。在回归经典的过程中,还要注重报告文学作家内在素质的全面提升,注重吸引年轻一代关注和投身这一文体的创作,使报告文学薪火相传、青春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