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结束，他们进入毕业阶段，可选择的去处有中小学、出版社、报馆等。傅、顾选择了皈依学术，试图走一条学术人生道路，将“五四青年”的“革命”激情用于革新、再造中国学术，成就一番学术文化伟业。傅斯年回老家考取了公费留学欧洲名额，顾颉刚则在同学罗家伦和胡适的帮助下留在了北大。当时中国学术界百废待兴的荒凉局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事业空间。
尤其是傅斯年，更因为留学欧洲看到了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差距。他和陈寅恪一起均不要学位，常常忍饥挨饿求学，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期间，留在国内的顾颉刚则在胡适开辟的“整理国故”领域刻苦耕耘数年，成为学术新秀。但真正的英雄仍是傅斯年，欧洲求学六年后，傅斯年回国就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又被蔡元培调往“中央研究院”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立志要拿出能与世界一流学术较劲的现代中国学术。
此时，李济他们也学成回来。正是这些欧美留学回来的“九零后”，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不仅为中国缔造了真正“科学”、可与世界学术对话的历史学、考古学，而且完成了包括殷墟发掘在内的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巨大学术工程。尤令人钦佩的是，这些人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推动中国学术进步。抗战时期，李济为了和傅斯年一起维系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失去两个女儿。李济说，他不能让傅斯年一个人背负那么大的责任。
胡适认为，现代中国最成功的学术团体就是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实，仅凭借这一点，即他们始终是并肩作战的兄弟，是真正团结在一起为中国学术赢得世界荣耀而战斗的兄弟，傅斯年他们就堪称一百年前的“九零后”大学生最杰出的代表，更不要提他们取得的一系列真正开创性的成就，以及个个都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那么，一百年后的“九零后”大学生将会干些什么来展示新一代大学生的力量、贡献与荣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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