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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学者

15年前的采访,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在岁月的磨石厉中,铸成一朵金色的蔷薇。
2001-04-20 来源:生活时报 ■萧燕 我有话说

近日的“实话实说”节目,讨论了一个很新的话题,大意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可不可以在某大学中文系做教授带博士生。问题有几分尖锐,场上气氛却充满了善意。因为是针对名人,选题的策划、节目的主持以及现场的辩论嘉宾包括贾平凹本人能来参加,都表现了“君子坦荡荡”的勇气。

我们暂且不去就事论事,单就“作家”与“学者”来看,二者的确不可以随意地等同。

作家的要害在于生活,他必须熟悉生活、感受生活、提炼生活,把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件用生动的语言表现出来。创作需要激情,需要使用形象思维。人物和事件在替作家说话,只要他发现生活,生活本身的深刻和悲壮足可以去感动读者,所谓“形象大于思想”。文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较为典型的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他把资产阶级上升阶段没落贵族的腐败无奈、新生资产阶级的狡猾奸诈以及二者又争斗又依赖的心态,在“人间喜剧”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其深远影响恐怕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

学者则需要冷静,需要运用逻辑思维,需要总结归纳的能力,也许他不必太深入生活,但是他必须广读博览,了解一个时期文学的走向、作品的特点以及创作与各种时代因素的关联等等,还必须明白前人的各项研究成果,做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及成熟地思考后产生自己的学术观点,经过这些浩繁的思维工程,最后付诸文字。

总之,“广义的文学”是一个大文学感念,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当然文学的大家可以两者兼顾,前辈如沈从文先生、钱钟书先生;后生如余秋雨先生……

在文学的圈子里做学问,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因为研究者不会像作家可以一夜成名,家喻户晓,名利双收,有些学术著作集作者毕生心血却因销量问题而难于出版。而文化领域的研究又不像实用科学的研究,可申请专利,转换成经济效益。所以,对于文化的研究者,令人更生敬意,他们必须超越“利”的诱惑,超越枯燥和繁琐而醉心于“学”的快乐,没有大境界是难以做到的。

这样的文化学者,我有幸采访到几位。

曹靖华先生,当年89岁。一个极为简朴的家。他已不能亲自写作,但是正在出版的译著文集400万字,需亲自校订。女儿曹苏玲拿出一叠牛皮纸信封,全是别人来信的信封拆开翻过来糊上准备再用。她说,这是父亲的传统,我家几十年不买信封了。

俞平伯先生,当时86岁。其家简朴而非常洁净,女儿俞成说,父亲一生埋头学问,淡漠名利,很少接待来访者,不喜出头露面。但是每天必须读书,不时作些记录,他仍然关心红学研究,提出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研究《红楼梦》。当时他的《论诗词曲杂著》《旧体诗钞》正在出版。

沈从文先生,当年84岁。虽然是刚刚分到新居,陈设依然简陋,清秀典雅的沈夫人接待了我。沈老已经半身不遂,他请人做一个放书的木架,置于床上,以便一只手翻书用。他于50年代停止了文学创作,专心研究古代物质文化史,他的半生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在香港出版,并作为国礼由国家领导人送与里根总统、日本天皇等。

骆宾基先生,当年近70岁。他的家给我唯一的印象就是满眼的线装书。他潜心研究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当时刚出版《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左传新解与古史新辩》。集30年研究成果,历时14年写成的50万字《金文新考》已完成。有人不理解他:“不如搞创作吧,见效快,好发表,又省力。”

对这些学者的拜访,让我思索一个问题:投身这种“宁静而致远”的生活,与他们的学问和修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书中黄金让他们超凡脱俗了吗?傅雷先生年轻时在他的一本传记译著的前言中提到,超脱现实的痛苦,或者是天生的弱智,或者是看透本质的大智慧。我以为大学问家隐入书海不能理解为一种“逃避”而是一种“超越”。

当然,回到开始的话题,作为必须深入生活的作家,自有作家的悲壮,因为他必须比常人更多地考察并承受现实的重负。作家与学者,用力的支点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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