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市房价高，恐怕与炒地不无关系。最近，上市企业中外合资北京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颇为愤慨地一再向媒体记者说，业内盛行炒风。北京乃至广州多家报纸对此作了报道，摘要如下——
北京六七百家房地产公司，70％以上并不实际开发，而是炒卖廉价或无偿取得的“项目开发权”，有的“项目开发权”一倒再倒，价码越抬越高。
北京二三环路以内的“项目转让费”，按规划许可的建筑面积均摊，每平方米涨到2500元甚至更高，占单位面积售价30％左右。
这类“项目转让”，实际就是炒地皮。这在业内是公开的秘密。“到华远来谈‘项目转让’的每天都有”。
北京房屋土地管理局曾作过测算，土地出让金加上市政配套费也不到房价的10％，如果再加上拆迁费用，地价在房价中的比重，充其量恐怕也到不了30％。而炒家一炒，地价就翻番，地价比重高达50％左右，房价怎么可能不水涨船高，让普通居民望之兴叹。
（二）
大型房地产公司（集团）往往拥有若干全资子公司，某个子公司获得土地开发权后，可以加价转让给另一子公司，另一子公司还可以如法炮制。结果所谓的土地成本直线上升，高房价也就有了借口。“当消费者惊叹土地开发成本之高，甚至对开发商产生怜悯之情的时候，开发商们正偷着乐呢”。
这种手法与股市中拥有几支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违法搞“对倒”、“对敲”和“高位接货”何其相似。不知是否从股市中学来的。由此可见，规范房地产市场，强化监管，打压炒地皮，不仅要求严格防范查处投机倒地方式，还要及时发现新的投机倒地方式，研究对策防微杜渐。在暴利的驱使下，炒家总是对炒地形式寻求“创新”，企图使之难于识破，易于得逞。
（三）
毫无疑问，北京市许多开发商都是循正规途径而不是从炒家手中拿到的地。举一实例。
1998年上半年，北京市住房市场销售最耀眼的热点，是位于北三环蓟门桥西北侧的新盘太月园，极其抢手，工程刚出地面便几近售完。这在当时是已多年极罕见的热销，以致《北京房地产年鉴1998－1999》特地大书一笔，称其“突显价格和地理位置优势”。这个优势，就在于拿到的是无炒家兴风作浪的一手地，且不比照被炒家炒高的房价行情，而宁可“低价”入市。这样，不仅仅消费者受益，开发商资金流转也快，双赢。
太月园以及类似的大量实践表明，坚定不移地打压炒地皮，扫除炒家的中间盘剥和其种种恶果，确保稀缺珍贵的土地资源直达用户那里，是降低高房价使之与普通居民实际购买力靠近，最有效的途径，最关键的环节，也是规范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
（四）
住房价格中土地价格占多大比重才合理？合乎国情市情？这是亟待进行研究的问题。
英国政府出版局1988年出版的《联合王国城市地产市场》，曾列出1970年－1986年英国诸多城市17年一贯住房价格中地价所占比重的数据。作为生产者，大伦敦地区这个比重高于一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大伦敦地区这17年中地价比重的峰值、次峰值分别只是房价高涨1973年的42％以及1986年的39％，其中有11年地价比重更只是在两至三成之间摆动。又据台湾房地产专家张金鹗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访英考察住宅问题调研报告《英国住宅发展状况之探讨》所列数据，1986年大伦敦地区住房售价与家庭收入之比值为3.09，20世纪80年代前5年比值都在3以下，后5年最高值是1987年的3.36，至1990年比值持续下降到3.15。
伦敦住房与家庭收入比值之低，实在令人羡慕。北京的这两个数据，高得与日本东京相差无几，甚至还有过之。
日本住宅新报社1995年出版的《业界30个城市的土地、住宅价格租金》载，东京都三鹰市以东京普通工薪阶层为销售对象的建筑面积70平方米公寓房，1991年总价6370万日元，其中含地价3370万日元，地价比重为52.9％。同年东京圈工薪家庭平均年收入827.3万日元，据此计算上述公寓房价为家庭收入倍数为7.7。这一年日本泡沫经济刚破灭，房价还很高，东京普通工薪阶层普遍无力购房。
降低北京房价，首先要降低被炒高的地价，因此，必须坚决打压炒地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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