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写写海岩吧，他正火。”这是新闻人习惯的思维角度。
我迟疑，一向不喜欢追风赶火。
虽然有《便衣警察》、《永不瞑目》和《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在我心中，海岩仍有些朦胧，清晰的是那个叫月月的男孩。那是海岩曾经的名字，来自他剧作家的父亲。父亲叫“朋”，儿子变做两弯新月，继承之意自在其中。
提到月月，思绪总能瞬间坠入儿时的经历，那是我生命中一朵玻璃的浪。
我们是育才小学的同班。
学校设在先农坛，当年“延安保小”的革命师生们经过步行长征到达北京，开荒除草，清扫殿堂，在皇室祭天的神坛上建设了这座简朴又庄严的特殊学校。直到1963年我们上学时，还沿用着没有上过漆的木制小床。
苍松翠柏，蓝天白云，鲜红的旗帜飘扬在汉白玉的高台之上。神圣的灵气濡染了我们。同吃同住同上课，幼童的喧闹伴着纷扬的白梨粉桃，“死不了”和“老头花”与笑声一起在身前身后飞舞。校园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环境里，一群七八岁孩子的友谊，纯得像一湖碧水。月月个子不高，有几分苍白，属于很随和仁义的那种男孩，从不欺侮女生。周六放假，可以见到前来接他的很帅的爸爸和很漂亮的妈妈。
想不起什么原因，我和几个孩子去了月月的家。家中布置得很艺术，一个大玻璃瓶放着半瓶火红的红豆，一大半是红，一小半是黑。月月说：“这是相思豆，我爸出差带回来的。”自然界居然可以有这样的创造，我几乎不相信它是真的。很小心地向月月讨了几颗，一直珍藏在属于自己的抽屉里，文革抄家也没能丢掉。
1966年之后育才所有的同学都断了联系。直到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小学同学聚会，才又见月月。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穿蓝制服的警察，《便衣警察》就是那前后的作品。虽然没上大学，但是有那么厚的作品问世，实在使我们望尘莫及。月月在饭桌上和男生们大侃“写作得益于天分”的问题。我听了很新鲜。这些年来想一想，月月正属于有这样的天分。那次见月月，基本还是小时的样子，活泼且随和。
再以后见月月，他已成了昆仑饭店的高级雇员，后来又做了那里的老总。也许是有些原因的，月月变得寡言，讳莫如深，不那么好交流了。甚至见到他都很难，社会改变了他？或者是因为忙吧。尽管这样，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企业家，昆仑饭店几易其主，管理集团换了又换，他始终可以赢得各方的信任和认可，职位越做越高，直到进入锦江集团高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他必须律己。他说过“我很廉洁”。
后来我跻身旅游报刊，终于以记者身份见他一次，知道他仍然独往独来，家里有好几个狗宝宝做伴。这时的月月似乎又有了从前比较开朗的影子。遗憾的是依然是官样采访，不能走入内心深处。偶见他出访时写的散文，自觉比他编的故事更有深度。
再以后都忙，没机会相见。月月曾托认识的人捎来他近年的一系列新作品。我非常感激，又看见了那个育才的月月。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的小说，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只想说他很不容易，因为饭店业不是个轻松的差事，24小时都在运转。他必须放弃休息时间去写作；身在领导层，面对的方方面面都不是省油的灯，必须用些心思去应对。无论是谁也一样。
把这些年对月月的了解和印象穿缀起来，我觉得他的性格应是多重和立体的。的确，他很会编故事，或者应该叫“善于驾驭戏剧冲突”，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思想活动和40多年的生活积累，可能并未尽付诸其作品。也许到知天命之年，他会有更精彩的东西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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