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28日，我与孔令华结婚时的合影。 说起生日，爸爸从来不主张搞什么祝寿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家里人和工作人员一起聚聚。我的记忆中，爸爸的生日好像没有大操大办过。
解放初期，我到爸爸身边的日子还不算太长，对爸爸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不太了解。因为爸爸的生活习惯与我们不同，他一般情况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所以我们参加爸爸生日活动的机会也不是很多的。
1952年12月26日，是爸爸59岁的生日，工作人员在餐桌上摆好了与往日一样的腐乳、酱菜、辣椒三碟小菜和一碟牛肉。桌上没有放往常的二米饭，也没有摆炒菜，在白色的搪瓷盆里盛着刚刚煮好的面条汤。桌子上还摆着高脚小酒杯，里面盛着半杯红葡萄酒。
爸爸醒来走出卧室，举着酒杯对王鹤滨医生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祝主席身体健康。”王医生与爸爸碰杯。
爸爸说：“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爸爸说完跟王医生都笑起来。
这就是我爸爸59岁的生日“宴会”。他只与一位身边的医务人员同吃了一顿汤面就算过去了。
1953年12月26日，是爸爸的60大寿，照理，应当好好祝贺一番，结果呢，爸爸请了所有的卫士们一起吃了顿汤面，共同度过了老人家的60大寿。
照风俗，谁家的子女都会为老人祝寿过个生日。我们记着12月26日这天，工作人员也记着这一天。到这天，就总想到给爸爸搞个简单的纪念活动：一是让爸爸也有放松和休息的机会；二是也表达一下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一份心意。但不管我们说得怎样简单，也都被爸爸拒绝了。
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不搞个人做寿。爸爸对为自己过生日毫无兴趣。每逢生日这天，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顶多吃一碗长寿面，这个生日就算过了。
有一年的12月26日，工作人员事先未征得爸爸的同意，就高高兴兴地做了祝寿的准备，为爸爸办了个稍稍像点样子的生日小宴。结果这一片好心，反遭到爸爸的严厉批评。无论怎样解释、劝说都没有用，爸爸就是没有参加这次的生日宴席。
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真的就是不给大家“面子”。
1959年12月26日，是爸爸66岁生日。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66岁应该做大寿，这是个吉利的寿日，也是一生中的大寿。为了吸取以往的教训，这次大家觉得要办得稳妥些，就事先请叶子龙、李银桥两人去做爸爸的工作，要想方设法征得他同意举办66岁生日活动。
爸爸这次还真同意了。工作人员就里里外外地忙活起来。
时间虽是冬季，可我们心里却是喜气洋洋的。大家在欢笑声中忙碌着，真有一番过节的热闹气氛。
因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都在。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因此，厨房的师傅就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准备了白酒、红葡萄酒，还特意做好了长寿面，就在中南海为爸爸举办了66岁的生日宴席。
按照爸爸的事先指示，我们没有去麻烦、也没有去请中央任何一位领导同志来参加祝寿宴席，只有我们和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子女欢聚一堂，举杯为爸爸祝寿。
饭后，爸爸要同我们和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子女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说要照相，都非常高兴地聚拢来，欢欢喜喜地与爸爸照了相。
这天，爸爸特别高兴，尤其是喜欢和孩子们说笑、逗乐。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为我爸爸毛泽东办的一次最“豪华”、最“高档”的生日宴会了。
这欢乐的场面，热闹的气氛，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留在我的记忆中。
再后来，就连70岁、80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再也没有让我们为他摆宴祝寿。
1973年12月26日，是爸爸80岁大寿的日子，按说是应该好好庆祝一番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爸爸的卫士、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曾多次提出要为爸爸做寿。但都先先后后地被爸爸谢绝了。
爸爸不是说：“穷人家从来不做寿。”就是说：“做一次寿，寿星就长了一岁，其实就是少了一岁，不如让时间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
就这样，人们左说右劝，爸爸却左推右挡，免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贺寿。
可这次不同了，我记得当时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国家的元首、政府的首脑人物、马列主义政党及其领袖人物都纷纷给爸爸发来贺电、贺信，祝贺爸爸的80岁大寿。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金日成主席，还特地派专人送来寿礼。
而国内，到处都是静悄悄的，一点祝寿的动静都没有。爸爸只像往常生日一样，与工作人员和家人欢聚一堂。爸爸接受了我们这些晚辈的祝福！
爸爸80岁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爸爸又过了一个清静的寿日。
1975年12月26日，是爸爸最后一次过生日。在中南海的家里，往常是冷冷清清的，今天倒显得热闹起来了。
这天，我和妹妹李讷都回来了。尽管我们平时很少回家，很难回家，也很难见到爸爸。但12月26日这天，我们无论怎么忙总是要抽空回来的，要来看望爸爸。
这天，我又听到爸爸乐呵呵笑声；这天，我又听到爸爸呼唤“娇娃”的声音。
我们围在爸爸身旁，说着，笑着。爸爸看来很高兴，因为爸爸又听到了女儿的祝福声。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确确实实很少很少能见到我的爸爸。人们传说的只有三次，但其中一次绝不是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1976年，也就是我的爸爸从病危到去世的这段时间里，我只见过爸爸三次。
1976年夏天，那时，我正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保定。
一天，突然接到毛远新的电话，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只告诉我爸爸病重，要我回来看看，除此之外，再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有关爸爸的消息。我就立刻从保定赶回北京。
当我急急赶到中南海时，爸爸刚刚被抢救过来。
我刚迈步想走到爸爸的身旁，仔仔细细地看看爸爸时，就被江青给拦住了，她不许我靠近爸爸，只许站在那儿离远看着。
我看到爸爸的脸色黄黄的，还带着氧气罩子。闭着双眼，静静地像熟睡般躺在床上，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1975年12月26日见到爸爸至今也就是半年多点的时间，怎么一下子就病得这样厉害，病成这个样子？那时，爸爸虽然行动不大方便可也没像现在这样呀！这哪像我们身材高大魁梧，平时谈笑风生的爸爸呀！
我望着爸爸，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又要向前迈步，我要好好看看我的爸爸。
也许是我的举动被站在一旁的江青察觉了。她不冷不热地说：“主席已经抢救过来了。你走吧。”她想赶我走了。
“这个时候，我应该守在爸爸的身边。”说着我一动不动，我不肯走，也不能走。
“你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又冷又硬地甩出这样一句不近情理的话来。她还是要想法子把我赶走。看着我站着不动，没有走开的意思，就又说：“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听话音，我来看爸爸好像是她对我的恩赐一样，江青的这种腔调，江青的这种脸色，二十多年来，我听多了，看多了，受多了，也习惯了，去她的吧！这时，为了我的爸爸，我何须顾那么多呢！
“怎么啦！我看望我的爸爸还需要你让吗？”我强忍着心头的气愤加重了两个“我”字的语调，回敬了她一句。
后来，汪东兴等看到这种情况就动员我先回去。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爸爸的健康，我咬着牙，忍着哭回到了家。
到家以后，我总是坐卧不宁，总觉得心里有事儿放不下。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是爸爸的长女，在爸爸病重的时候，我竟然被江青剥夺了守候在爸爸身旁的权利，不能去亲自照顾爸爸，不能尽女儿的孝心，我能不伤心、不痛苦，不痛哭吗！
这是我在爸爸病危时，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情形。
我的心总也放不下，我总在惦记着病重的爸爸。总在想：爸爸现在怎么样啦？好些了吗？我想爸爸。不，我不能坐在家里等着消息，我要去，我要去守在爸爸的身旁。我起身就想走，再一想，我没有给中央办公厅打招呼，我怎么能进中南海呢？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我曾几次到中南海的门口，我向警卫诉说着我要见爸爸；我恳切地求他们批准我进去……我真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我不是假冒的……没有用，我费尽了口舌，还是没有让我跨进中南海的大门一步，还是没有越过这道红墙。
一天，我从一份中央文件中看到爸爸病危的通报。我的头轰地一下子大了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又匆匆来到中南海的门口求见爸爸。开始，警卫没有答应，经我一再恳求，他答应去向领导通报，请示。我坐在门口的会客室里等候着，我急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向门口望望，那嘀嗒嘀嗒的钟声都快烦死人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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