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交往时间最长的当数张承志了。我毕业分配至《中国文学》工作时第一个采访的作家便是他。那篇采访文章后来还获了奖，收到了作品集中。在十几年的交往中，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他在处事方面的态度有些变化，总的感觉是张承志似乎更加谨慎了，对许多事都抱着一种警惕的姿态，但他的真诚与随和依然没变。出行时还是常骑着自行车，穿着深色服装，只是带着副墨镜，再配上他的板寸似的头发（思想太激烈，顶发渐稀疏），远远望去有点“酷”，像是《教父》中的人物。在当代作家中，张承志可算是最具男子气概的一个，走在他旁边你会觉得非常安全。（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有恐惧？）可能是由于“惜时”的习惯吧，张承志出门一趟，往往要办好几件事，因此我们见面时也常在车站“站聊”，或找个麦当劳小坐一会儿。在通信方面，张承志也算是很勤快的，我的“作家通信集”中就数他的信件最多，处理事情最及时，哪怕是最忙乱的时候，他也会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别人托付的事办妥。当然也有忘记的时候，这时候你若提醒他，他便会拍拍自己的脑袋自责一番，然后认真地记下来。曾经到他在海军大院的家中听过他收藏的唱片及磁带，因为“我也喜欢”的缘故，他还为我翻录了不少录音带，
录好后他不厌其烦地在每盒封面上写好歌名，可谓耐心细致之至。出门时他总要送我一段路，就像一位可爱的绅士。1990年他从日本辗转去加拿大时，大概是他思想最为激烈的时期。揣着零起点的英语投身于陌生的英语世界，为生存所迫甚至去餐馆打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那时候的信件多流露出谋生、奋斗的不易，对现实的愤懑不平之气时常溢于笔端，但在泥潭中挣扎时仍不忘安慰鼓励别人，说一些令人感动的温暖话语，字迹虽然潦草，笔触却极为有力，有几处信纸都被戳破，跟在日本时写来的精美的信件（从形式到内容）有着天壤之别。
读着这一封封作家们在创作之余写下的更为随意、自然的文字，使得我对他们的作品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随着电子时代的来临，我们的文字交流正在日渐减少，往往是打个电话，发个“伊妹儿”，方便实用性是有了，但却缺少魅力。谁也不会在网络上“抒情”，电脑毕竟过于物化，对作家来说，人性化的笔是难以被替代的。谁会拒绝笔尖在纸上沙沙划过时所带给人的美好享受呢？电子邮件多了，肯定会被丢入“垃圾箱”中，只有这手中的信件，才像是友谊的见证，能把温馨美好的感觉长留在世间。
我把这些信件重新挑拣了一下，把珍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收了起来。放回抽屉后，这些信件似乎贴得更紧密了，如同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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