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是菜市场的售货员，后来“摇身”变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部主任；她4年间贪污公款近千万元，挪用公款300多万元；她是一名普通工薪人士，却过着豪宅名车的生活；她出手大方，被人“拍”高兴了会立马送上一部“帕萨特”；她“制造”了北京市医疗系统的头号贪污大案……
2001年7月12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住院部主任石巧玲贪污近千万元巨款一案。这起经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干警300多个日日夜夜侦查破获的隐藏4年之久、贪污公款900余万元、挪用公款370余万元的特大案件震动了京城卫生医疗系统。
2000年初，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举报：该院住院部主任石巧玲涉嫌挪用公款200多万元，并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到单位来上班了。
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侦查人员敏锐地觉察到这个举报背后一定还有大文章，因为单纯从举报的内容看，石巧玲决无出逃的必要。很快，侦查人员发现，石巧玲出逃前和单位说的挪用200万元人民币的去向，与事实完全不符，这说明石的话可信度极低。如果石巧玲真的有贪污行为，必然会在她经手的账目上有所体现，要查清此案，必须要从查账目着手。
在检察长的精心部署下，侦查人员开始排查石巧玲在院经手的成千上万册的账本，核对雪片一般的相关病历，同时在肿瘤医院财务系统的计算机上寻找证据。他们最终发现，石巧玲经手的票据中有近千万元的票据是假票。石巧玲有特大贪污嫌疑！
然而，此时石巧玲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毫无音讯。
石巧玲有个儿子在上中学，和她感情很好。办案人员据此分析，作为一个母亲，她不会跑得太久，肯定还会回来。关键是如何找到她回京后的落脚处。
分析了石巧玲的心理后，办案人员加大了对石巧玲家的监控力度，同时将其儿子纳入了侦查视线。不久，通过一个电话号码，办案人员掌握了石巧玲在北京市东花市小区有一套长期租用的高级公寓的情况，他们立即同该小区派出所取得联系，并对该套住宅进行了昼夜监控。一张严密部署的抓捕网悄悄张开，只等石巧玲的出现……
冬去春来，石巧玲已经出逃好几个月了。2000年5月31日，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传来：石巧玲在一幢公寓出现了！朝阳区检察院反贪局全局的同志紧急行动，封锁了该套楼房的全部出口，迅速将石巧玲堵在了她的高级公寓里面。
这套跃层公寓的防盗系统非常坚固，很难破门而入，强行进入逮捕的难度极大。石巧玲扬言，要有人进来，她就自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屋内的石巧玲和屋外的办案人员一直对峙着。为了尽快打破僵局，办案人员将消防大队的救火云梯调了过来，准备利用云梯从楼房外围破窗而入。两架云梯缓缓升起，上面消防队的队员蓄势待发；楼下已经部署了大量警力，防止石巧玲自杀；公寓门口，办案人员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在明白自己无论如何是跑不了的情况下，石巧玲缓缓地打开了公寓的大门。在开门的一刹那，她的脸上写满了绝望。
人的出生日是惟一的、不可改变的。然而，石巧玲的生日却有3个：在派出所登记的石巧玲户籍证明中，她的出生日期是“1953年1月23日”；在肿瘤医院1979年5月《工作人员履历表》中，石巧玲的出生日期是“1950年12月23日”；而在1995年肿瘤医院《干部任免呈报表》中，石巧玲的出生年月又变成了“1950年11月”。到底哪一天出生的？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在石巧玲身上，答案却如此复杂，这似乎在预示着什么。1966年，石巧玲初中毕业后，曾先后在前门大街森泰茶叶店、天桥菜市场等处当售货员，那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其丈夫的某医院骨科大夫、已经有两儿两女的王某。通过王某的关系，不懂医术的石巧玲迈进了肿瘤医院的大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细心的检察官还发现，石巧玲在填写工作简历时又玩上了花样：在1979年5月石巧玲亲自填写的《工作人员履历表》中，前页写“售货员”，后页则写在“二商局工作”；1995年12月25日填写的肿瘤医院《干部任免呈报表》中，石巧玲的工作简历又变成了“1967—1978年，北京商业局会计”。对石巧玲来讲，严肃的履历表成了可随意填写的“草纸”。与丈夫有关的事情也可以被拿来做“学问”。石巧玲的丈夫王某称自己原在前门医院工作，而石巧玲在检察院做的讯
问笔录中则称自己的丈夫在天坛医院工作。石巧玲被抓获后，多次声称1996年已经与丈夫分居，但是她在“分居”后，还送给其夫一辆轿车和一套房子。1999年底，石巧玲外存公款的事被肿瘤医院发现后，与丈夫一起到医院说明情况并归还了其中的200万元；在石企图串供的材料中，还多次提到让其夫王某找他人帮忙串供等等。
在与办案人员几番较量后，石巧玲交代出了她的作案手段，但她拒不承认拿走了900余万元的事实，而是编造了一套所谓的“滚动挪用”来解释说明她只拿了几十万元。她的口供虚虚实实，并有反复翻供的情况。
只有让所有的证据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链”，才能证明石巧玲的全部犯罪事实。检察官们深知这一点。
石巧玲所冒用姓名的病人人数众多，且都已出院、回家，遍布全国各地。如果要调取所有的证据，办案人员必须踏遍几乎中国所有的省份，这样一圈下来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然而，案子是不允许等这么长时间的。经过多次的研究和讨论，办案人员决定把需要作证的病人按北京、外地分类分别处理：北京地区由办案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询问、做笔录；外省则以朝阳区检察院反贪局的名义向病人住所地检察院反贪局发协助函。
办案人员还需要对石巧玲的造假单据进行笔迹鉴定，这又是一项繁杂细致的工作。几年来，石巧玲贪污造假的单据有上千张，光是在电脑中其登记造表的就有27页之多，需要两张高密磁盘才能装下；鉴定假单据上的笔迹所需的照片多达两三千张，办案人员集中力量将其整理分类，用了整整7天。最后，移送起诉时，石巧玲案的案卷共有50余卷，摞起来有一米多高。
就是这一米多高的卷宗，构成了指控石巧玲特大罪行的“铁证”！
检察官们发现：在1996年1月至1999年12月间，石巧玲利用担任肿瘤医院住院部主任职务之便，伙同陈玉梅采取虚报冒领的手段疯狂进行贪污。
石巧玲盗用住院病人的名字或瞎编乱造人名，然后填写病人住院医疗预收退款书及退款凭证，交给在住院部结账窗口外等候的陈玉梅。陈玉梅拿到这些假单据后，按照石巧玲的授意，冒充病人或病人家属在退款书上签字，然后到住院部退款窗口领取退款，先后共计兑现退款430笔，人民币384万元。作案后，陈玉梅分得赃款33万元，其余被石巧玲一个人侵吞。用类似的手段，石巧玲还伙同其他人大肆冒领子虚乌有的住院病人退款651笔，共计人民币536万余元，绝大部分赃款被石巧玲非法占有。这样，石巧玲共冒领退款1081笔，侵吞公款高达920余万元。
此外，在1999年7月至12月间，石巧玲还打着为住院部职工谋福利的幌子，指使住院处工作人员以收取病人交纳的住院预交金不入账的手段，擅自挪用病人住院预交金377万余元，由其一人掌握和支配。该行为被发现后，医院从石巧玲处追回200万元，但仍有177万元不知去向。
石巧玲在调入肿瘤医院后，凭着出色的工作和出众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她很快升至住院部主任。
面对着每天亲自经手的大笔金钱，石巧玲的心理开始不平衡了。为了自己和孩子能过得更舒服些，石巧玲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公款……开始的时候，她也害怕过，但是渐渐地，胆子就大了起来。虚开的单据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到最后一开就是好几万！
一位曾经给石巧玲开过私车的司机回忆说：“她很有钱，一掷千金是常有的事。她在贵宾楼有长期租的套间……她周围的人都拍着她，她高兴了就送一部‘帕萨特’给她的一个朋友……她经常跟我说，她有的是钱……”石巧玲也许就是沉浸在这种豪宅名车的生活中不能自拔，而又正是这种虚荣心，断送了她本来可以美好的人生。
石巧玲大肆鲸吞公款的行为，使国家和集体遭受了巨额损失。然而，这个案子从接受举报、调查取证到最后的侦破，也给人留下了许多思考。
办案人员说，石巧玲采用“勾结外人冒用病人姓名贪污公款”的手段，根据逻辑推理和常规思维，是最笨的方法，因为这需要她每贪污一笔都要做假单据，很容易被人发觉，收集证据也比较简单。而在长达4年的过程中，石巧玲就是利用这种“最笨的方法”贪污了900余万元、挪用了370余万元。
据他们介绍，石巧玲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与医院自身的监督管理体制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首先，住院部财务独立，各种病人费用明细账、原始票据和预交金账自行保管；财务处只掌握住院部病人预交金汇总数字，而不掌握明细；多年来，财务处仅负责核对住院部上报的账表、单据，没有意识到所报账表是伪造的假账。财务处从未得到授权审查住院部账目，对住院部的明细账和原始票据从未审查过。
其次，医院的财务管理软件也有漏洞，结账员在为病人办理出院手续时，对住院、出院日期可以改动而不会留下痕迹；使用同一病人姓名、病案号可以反复打印出《住院费结账单》，电脑中不会留下痕迹；住院部主任有权使用《住出院登记软件（程序）》，可调出已出院病人材料，对该病人姓名改动（不改病案号），打印出改动姓名后的《住院费结账单》后，再改回原病人姓名，如不存盘电脑中不会留下痕迹；结账员“编造”一个患者姓名，同时“编造”一个病案号（必须是肿瘤医院未曾使用过的病案号），电脑中能显示出空白《住院费结账单》，输入各种费用后可以打印。肿瘤医院在石巧玲的案子发生后，马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了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负责侦破此案的检察官特别强调，当前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特殊时期，很容易发生类似的问题，一些医疗机构要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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