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变无涯，人生有限。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眉毛底下是眼睛，这是说，天下本来没有新鲜事，事实呢，倒也不尽然。抗战期间，郭沫若在重庆做五十大寿，称老称公，张恨水等一批资深报人极为惊讶，以为就年纪来说，似乎还不到时候。可是，正所谓“计划不如变化快”，在传媒极盛的今天，新新人类大行其道之际，文学界的心态、年纪的划分，早已像圈地一样，圈出了全新的内容。我所瞩目的文章家伍立杨先生，在远未到不惑之年，却已被视为“老朽”、“遗老”，关心文坛时事的人，那就不免为之莞尔不已了。
还在十余年前的九十年代初期，立杨的文章，在全国的报纸副刊上，尤其在上海的几大名报，颇为纵横驰骋一阵，出现风头甚健的局面。关心他的文字的读者，也以江南文化深厚的地方的人士居多。事实上，我后来得知，他的确是一位“脱略小时辈，结交尽老苍”的读书人。外间每以为他是五六十甚至七十以上的老者。为此，颇闹了一些笑话。他的文字，呈现的是长风振林、微雨湿花兼而有之的文化风格。后来我得知，在技术上，他是从清末民初的浅近文言作品“得意”，再倒推到三代汉魏六朝的文章“得神”，又从早期译为中文的美国国父杰斐逊等人的文章“得魂”，营造出一种读之令人口角余香的文字氛围。
早些年，他的作品以艺文的探求为轴心，来展现探骊得珠的美学喜悦。近些年的变异更是大有“榴花照眼明”的效果，似乎看得出他对文史哲超越式的运用。毛志成先生说他的文章是“古气郁郁，洋气习习”，在他的近作《霜风与酒红》一书中，可谓发展到了极致。内中文史与哲学的交融颇为圆融。而他对民国史的研究，更不避细事微情，造成一个有机的连环，较之历史系出身的同龄人，他的方法，明显有一种出奇兵打侧翼的特点。用对偶然性的挖掘，来认知“挑战与反应的时代”。文化散文、民国研究、民权探求，仍然是《霜风与酒红》的三架马车，其间，重实学、不虚飘仍是他的底蕴。其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无论是文化、人性、兴亡感、荒谬感，他的文笔气质，既不同所谓的“遗老”，也不同“新新人类”，与时髦畅行的“文化名人”也迥然有别，他将现代性融入时间观念和历史意识之中，以高妙的文笔来运转调遣之，这样，他的文论、札记、史论自成一种文学样式，在他稳定的文章爱好者群中，有空谷足音之叹的读者，当然不止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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